看看诺贝尔的遗嘱，还纠结有多少中国人拿奖么？（组图）

本文转载自山巅上的加图，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只要我们还纠结于这种问题，那一天就还很远。

　签名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全人类最大贡献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5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做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做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做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做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生理学和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予；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授予；和平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予。

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

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的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任何其他有关我财产处理的遗嘱，一概作废。

1895年11月27日

又是一年诺奖季，今年的各大诺贝尔奖项将陆续揭晓，有一个话题再次被起——今年有没有中国人能拿诺奖？

是的，作为“科学界的奥运会”，最近这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公众对本国科学家能多拿诺奖的期望也提了起来。很多人希望中国人获诺奖的数量能像奥运会拿金牌一样出现“井喷”，或者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像我们的东邻日本那样能隔三差五有个人问鼎也算露脸。可是目前截至2021年，获得诺贝尔获奖者的中国人数量一共也只有11位（其中还有8人仅仅是华裔而非中国籍）。

如果诺贝尔奖真的是一个国家科研、文化实力的体现，那么经济发展的中国迟迟无法在榜单上获得相称的地位，确实让很多人很上火。于是很多人开始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得诺贝尔奖也跟奥运会上一样出现井喷？

中国诺贝尔奖“井喷”在即么？

于是就有了一个说法：“着什么急啊！诺贝尔奖这东西是有滞后性的，科学家现在研究的成果，得等十年二十年才能被学界认证、承认、产生影响，并授奖。所以中国的诺奖井喷，是在xx年后，总之，快了！”

这个说法，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度非常流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似乎时候还没到，不过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接触的那些大学老师、助教们热谈这个段子，也是有一定私心的——作为国内的顶尖学府，如果中国诺奖真能“井喷”，那有很大概率就“喷”在我们那里，甚至没准就是总提这个说法的那些老师。

所以老师们相信“我们将来一定能井喷”这种说法，刻薄一点说，有点像彩民下注买了彩票以后说“我这样一注开彩时一定能得奖”一样——甭管有戏没戏，那这个说法来自我心理安慰一下总是好的。我接触的那些老师，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界精英，他们同期的有些同学留在美国等地做科研，如今都快退休了，回顾这一生的科研生涯，其实彼此之间也有点暗暗较劲，老师们当然不愿承认自己当年回国搞研究是年华虚度了，美好祈愿一下“中国未来诺奖能井喷”，也相当于祝福自己退休后哪天真能接到诺奖电话。所以他们是很愿意这样说的。

可是经济发达、产业兴盛、国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员多，就意味着若干年后诺奖一定会井喷么？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必然。

　奇葩的“韩国陷阱”

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另一个东邻，韩国。众所周知，韩国的经济起飞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当政时开始的，比我们早了个十来年，前两年已经被认定为发达国家。韩国的发展路径走的也是产业兴国、科技兴国，政府对科研投入巨大，教育竞争激烈，学生考的非常勤奋，学界内部卷的则不要太严重。

但非常邪门的是，韩国到目前为止，除了金大中总统因为采取“阳光政策”，曾在2000年成功进行南北双边会谈，并在同年获了和平奖之外，就再没有别的韩国人获过奖。

是的，甚至连在本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跑到欧美去科研出成果的韩裔都没有。

这个奇观，恐怕让所有如我一样喜欢玩战略游戏的人都惊到了，毕竟在很多历史战略游戏中，朝鲜民族的技能点一直都是“加科研”。

不吹不黑，现实中的韩国，也确实是个科技立国的国家。

我们知道韩国人比较好面子、重民族自尊心，但每当聊起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时，场景估计是这样的——您郁闷的韩国朋友会说：“你们先聊，我下楼去买个泡菜。”

那么为什么韩国忙活了这么多年，科技发展的也不错，诺贝尔奖却如此“天荒”呢？我觉得主要是民族价值取向的问题——一个民族能不能通过重视教育产生学霸是一码事，但学霸们会不会都去搞适合得诺奖的科研，这是另一码事。

就韩国而言，它的重视教育确实产生了大量（至少考的很好的）人才。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影响，韩国人才的流向是这样分布的——最精英的一等人才往往会选检察官、律师、公务员、医生这样的“人上人”的职业，自己负责切蛋糕。

次一级的人才则会选择学工科，当工程师或者码农，以便将来能够进入三星、现代这样的大厂，搞一些更注重应用的研究，以便能分一些给财阀们的残羹冷炙，当高级打工人。

于是真正肯钻进象牙塔，一门心思搞科研的，大多是三流以下的人才。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中国俗语，在韩国也经常被搞学术的人拿来自嘲。

所以，不知是否受了古代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韩国真的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者，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少的。

其实话说回来，最有能耐的人去考公务员，比较有能耐的人搞应用挣大钱，实在不行才学术，这种人才价值取向，怕也不只是韩国独有的。

而另一方面，受特别强的民族自尊心作祟，韩国人还特别希望自己的科学家能早点“给他整个活”，在世界上露一回脸。

可这种急功近利，最终带来的往往是“又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比如2005年曾让韩国人颜面丢尽的黄禹锡学术造假案。

黄禹锡本来是首尔大学的一位兽医学教授，按说这个学科其实并不怎么基础。但21世纪头两年，克隆技术特别热门，克隆羊多利问世后，各个国家的生物学者都在憋着劲儿搞各种克隆牛、克隆猪之类的东西，黄禹锡也赶上了这个风口，在那几年内相继创造克隆界的多个“首次”和“第一”。包括成功克隆出首个克隆牛，首个“抗疯牛病牛”，首个克隆狗等等。

这还不算什么，到了2004年，黄禹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在世界上首次用卵子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一年后，他又再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成功利用癌症患者体细胞克隆出胚胎干细胞，为解决癌症带来了希望。

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轰动了全世界，更让全体韩国民众都高兴的快发疯了，韩国人将黄禹锡视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学术救星”，韩国各大媒体热衷讨论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到底应该在今年还是明年把生理学奖颁给黄教授”——因为在韩国人看来，黄教授放了这么大一个科研卫星，如果这都不给个诺奖。那就简直就是西方对我们大韩民族的种族歧视！

但对韩国人来说不幸（也许是幸运）的是，黄禹锡的神话没撑过2005年。

同年年底，就有人向韩国媒体举报黄禹锡学术造假，随后其所在的首尔大学对黄禹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干细胞技术纯属子虚乌有，都是黄为了骗取名利可以编造的。最终韩国官方介入，以数项罪名对其进行了起诉，黄禹锡锒铛入狱。

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黄禹锡造假案在韩国异常艰难的那个追审过程，和韩国一些民众对此案匪夷所思的态度。

从案件刚刚曝出开始，就有大批人执着的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民族骄傲”黄教授其实是个学术骗子，曝光此事的记者和其所在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被骂声所淹没，遭遇了大量的死亡威胁，随后是来自财阀、甚至政府的施压，被长期扣上了“韩奸”、“败类”、“民族叛徒”的帽子。即便后来调查深入，揭发出来的铁证如山以后，还有很多人主张，调查应该“适可而止”，维护住黄教授在国际上为韩国争来的学术面子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他们不追问黄禹锡，而是几乎疯狂的去指责质疑黄禹锡的记者。

前几年有部韩国电影叫《举报者》，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于是黄案从最初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问题，吵着吵着居然上升成了一个“民族荣誉问题”。

最终，韩国法院在黄造假骗取学术经费铁证如山、并涉嫌欺压女研究员强行取用人体卵子的情况下，仅判处了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

大量“挺黄派”还不算晚，媒体依然暗示该案是“技术先进国对我们学术歧视和欺压”。黄禹锡在很多韩民族主义者眼中依然是响当当的“民族英雄”，是韩国科研界被世界阴谋组织有意狙击、“枪打出头鸟”的受难者或殉道者——甚至有其铁杆支持者为其自焚“伸冤”。

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案，最后能被扯得这么出圈，可能这种剧情也只有在韩国这种国家才能上演。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影响，今天韩国学术造假、学术抄袭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比如今年6月，韩国首尔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CVPR上展示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但随后就被揭发该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抄袭了学界十几篇相关论文的“拼贴作”，其中很多桥段甚至“直接照抄某些句子，一个单词都没有改变”。目前这个案子还在查，有韩国媒体担心，这又将是一起黄禹锡案。

无独有偶，上个月，韩国刚刚上台的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也刚刚被证实学术履历造假。

经韩国警方确认，第一夫人金建希提交的简历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均与事实情况不符，简历内的22项内容中有12项均被证实造假，其中包括其学历和获奖经历等。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韩国警方宣布，由于“特别公诉时效”已过，警方作出不移交检察机关的决定。这起之前在韩国也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一夫人履历造假案”，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是的，如果说搞科研、搞学术最讲的是对真的追求，那么在韩国，有太多东西可以排在真相之前，名声、利益、权威，甚至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在这些东西的干扰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的。

这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提高、科研投入加大之后，也未必一定会如德国、日本一样迎来“诺奖井喷”。也可能如韩国一样，论文发了不少，但水出来的很多，“科研英雄”搞了一堆，但细一看都成了黄禹锡。这种事，其实“关心则乱”，有时候你越急于推出一个证明本国科研实力的“样板”，反而会产出越多的笑话。

诺奖不是生产力

说回到中国何时“诺奖井喷”这个话题上，我们不妨刚深入的去问一个“元问题”，对于诺奖所重点颁授的那些基础科学来说，科学家的国别身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我在文章的开头，全文贴出了诺贝尔当年的遗嘱，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同反思一下诺贝尔当年颁授这个奖的初衷。你在这份遗嘱中可以看到，诺贝尔强调的是“曾赋予全人类最大利益的人”，在文末，还特别声明了一句“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

这里要特别提一点，其实在诺贝尔立遗嘱的19世纪末，正是欧洲民族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由富豪或各国出资设立各种名目奖励科技研究的奖项、勋章，其实是不少的。而诺贝尔奖之所以最终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奥林匹克”，其实就在于他这个“不考虑国籍”上——当其他奖项的目的都在鼓励本国科技研究发展时，唯独诺贝尔提出的理想是要奖励“为全人类服务的人”。所以它才特别伟大。

而今天想来，诺贝尔的这个立意，其实恰恰抓住基础科学的要害。人类科技史上，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现实是：越基础、越重要的科学突破，往往越不能帮助发明、发现者的所在国带来什么可立刻变现的实际利益。

比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造纸术，最后是激发了欧洲走入启蒙时代。

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学校改良的六分仪、航海术，最终是成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诺贝尔是瑞典人，但他发明的无烟火药并没有帮助他的祖国重振北方雄狮的威名，反而便宜了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杀四方。

而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是核物理研究、导弹研究等尖端学科的绝对重镇，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冯布劳恩这帮人，最终都去了美国，最终在德国萌发的那些现代物理理论，帮助的是美苏这两个巨头成就了他们的霸业……

越是基础学科的重大发现，就越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很难、甚至几乎不能让发现者的民族和国家专享其利——也许诺贝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强调“不要在乎获奖者的国籍”。

由此突然想起，我曾看过不少“穿越者”改变历史的“穿越爽文”。我发现很多中国穿越小说的写作者，都喜欢让穿越者带着满肚子的现代知识回到古代，提前几百年代替牛顿、波义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把现代物理化学知识全都发现出来了。

但很多穿越者为了实现“天朝独大”，在攀科技树时，想一些很自作聪明的招数。比如严禁科技外泄，把自己写（抄）的那些物理化学书都当成国家机密，只让少部分高精技术人才接触，或者就算开个大学，也严禁外国留学生进入学习……总而言之，就是试图通过对穿越来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垄断，来完成对敌国的碾压。

但其实，懂点科学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了，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像自然生态和经济一样，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体量才能良性循环、保持活力。比如近代启蒙运动，一定是从开大学、允许学者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开始的。基础科学知识在整个世界内其实“液化”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即便造核弹的曼哈顿计划，真正保密的也只能是一些具体数据，对于核弹的基础原理也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曝公。

便观人类历史，我们只能找到一些主动自我锁闭，一定时间内不接受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文明。而无法找到一个文明，一方面主动把自己的科技树点满，另一方面却又能让自己的科技知识毫不外泄、滴水不漏的文明。闭关锁国还能把科研搞好的瓦坎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实历史中，那些试图通过把基础科学当成高度机密，只让少部分人知道的尝试，最终都破产了。

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据说几何题做的很不错，对当时西方的科技知识也有比较深的涉猎。但他并没有把清朝带入科技萌发的启蒙时代，原因就在于他（像那些穿越小说主角自作聪明的一样），把科技作为一种秘密来保守，百姓甚至汉臣都不得与闻。而科技在这种闭锁的环境中一定会枯萎、窒息、并最终失传。

康熙的批注的《几何原本》，为了保密，特意用满文写的……

是的，科学需要社会形成共同体才能进行讨论，而越基础的科学就需要越大的共同体才能够保证其发展。所以在当代基础学科中，科学家所形成的共同体，往往遍布全世界，想搞出真正全球领先、前瞻性的研究创新，你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的共识体基础，并将自己得到的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公布并加以验证和应用。

比如，黄禹锡的那些克隆技术创新，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将受惠于此的也将是全人类，而不是韩国或他所在的首尔大学。

而一个国家能否从人类的科技进步中受惠，则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将自己接入这个人类共享的共同体。从新的认知进步中寻找发展的机会。

个体科学家与其国籍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进一步减弱的。越是基础的科学家，就真的越是在为“造福全人类”而工作——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搞的这项科研，最终能否在自己的国家率先获得应用，转化为实际效能。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那你其实没有必要焦虑本国科学家到底拿了多少诺贝尔奖，因为能得诺奖的那些科学成果，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远着呢。

一个国家诺奖得主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从这些研究中首先获得好处。确切的说，一个民族主义者，压根就不应该在乎这种奖颁给谁。

而如果你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你则更没必要诺奖得主们的国籍为何。因为就像诺贝尔说的，一个世界主义者，并不会在乎拿走他奖金的“是不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

而更深层次的，我相信，只有一个怀揣不计成败利钝、造福全人类梦想的学者，才能集其毕生的努力，去将全人类的进步推动一小步。而也只有那些并不那么执着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总是纠结、在乎科学家是否是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社会，才会源源不断的输出这样心怀全人类的世界级精英。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十分矛盾结论：中国人何时能在诺贝尔奖上“井喷”？

回答时，等到我们不再在乎这种问题时，那个日子也许就不远了。

毕竟，诺贝尔在他的遗嘱里说的很明白——他要奖励的，是一心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人。

我们有多少愿意不计成败利钝追求真知，愿意矢志不渝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

这才是真该问的那个问题。

本文转载自山巅上的加图，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