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征尔去世：别了，“跪听”《二泉映月》的世界级指挥大师（组图）

二十世纪的西方音乐界可谓风起云涌，大师、名作、思潮倍出，聊多久都聊不完，而非西方音乐人面对这一伟大传统，在时势中艰难地学习、融入、立足、开创，也是聊多久也聊不完。可以说小泽征尔是以指挥身份弄潮于西方乐坛并取得较高成就的唯一黄种人，另一位非西方出身的亚洲指挥大师，印度的祖宾·梅塔，无论是英属殖民地的出身还是雅利安人的血统样貌，都没有小泽这么有意外性。

2004年2月26日，上海音乐学院，小泽征尔。（图｜视觉中国）

小泽在六十年代崛起，25岁刚到法国就赢得了贝赞松指挥比赛冠军，次年又去美国斩获伯克郡音乐节指挥冠军，在两大导师卡拉扬和查尔斯·明希门下的拜师角逐赛中又都是第一，从而得到西方乐坛的正统师承。之后小泽与亦师亦友的伯恩斯坦参与促成了具有音乐史意义的“马勒复兴”，并成为实力雄厚的顶级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第一位终身指挥，以指挥大师身位立足国际。

在他之前，东亚音乐人通常是以器乐演奏或相对现代派作曲弄潮于西方，前者更靠个人才情，而后者不需要太多积淀，仅需推广前沿方法到新题材，比如中国的傅聪和日本的戴敏郎；而东方人创作完备、深刻、宏大的交响乐（而不是常见的怪异口味土洋结合小杂烩），则要在80年代以后了。小泽代表着东方人对西方艺术理解与诠释的深入阶段，而以指挥家的身份推进这一工作，无疑是恰当的。

少年启蒙

1935年出生于中国的小泽征尔有着一个可以说是罪恶的家庭出身，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牙医，属于狂热的“满洲开拓”者，是臭名昭著的殖民组织“协和会”与“新民会”创始人之一。小泽之父与日本侵华两巨头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有深交，甚至给儿子取名也是在两人名中各取一字。

经过日本战败、美国驻军、社会主义中国建国、朝鲜战争，东亚逐渐从据乱而至格局初定。小泽征尔这一代逐渐开始反思战争文化，而他信基督教的妈妈则通过合唱弥撒曲的活动引导出小泽对西方优美文化的最初感觉。初中时小泽欣赏了纳尼德•克劳维茨边弹钢琴边指挥乐队的贝多芬音乐会，便迷恋上了指挥技艺。后来小泽进入了专门进行音乐教育的“桐朋学园”高中音乐系，而这所高中简直卧虎藏龙，教小泽英文的是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丸谷才一，此人也是村上春树的重要推手；而音乐老师斋藤秀雄则是把小泽送上人生舞台的造化之师。

小泽征尔言谈中，总以昵称“兰尼”称呼伯恩斯坦，而言必以敬语“先生”称呼的，几乎只有世界大师卡拉扬与高中老师斋藤秀雄两人而已。作为高中生的小泽就以很大强度学过或精深或前卫如勋伯格《升华之夜》之类的作品，可见教育家斋藤对学生的期望和民族音乐事业的抱负。小泽称斋藤秀雄的教育方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追求毫无瑕疵的高强度基础训练，并且把指挥的动作与发力分解为像东方武术一样的招式精粹。通常指挥动作训练只是要求动作的明晰和节奏的准确，而斋藤的基本功教学则进入了发力层面，超越了指挥术的符号性、功能性，这种发力技术的穿透性有着够直达音乐感召力本体的可能。

摩托赶路

虽然有着极为扎实的基础训练，但没开过什么眼界的小泽闯入欧洲乐坛却并不像傅聪以来中国人的“肖赛成功学”那样顺理成章，甚至连机缘巧合都算不上。小泽游学欧洲既不是奔着什么比赛，也不是去报考理想中的音乐学院，而仅仅是抱着学欧洲音乐就要去欧洲的粗旷想法。日本战败后，小泽家境也并没有多阔绰，这导致其欧洲之旅的方式几乎匪夷所思，其计划是借辆摩托车坐远洋货轮去欧洲。

经过许多辗转，终于富士重工同意赞助他一辆雏兔牌轻型摩托车，而条件又十分诡异；第一，要标明自己是日本人，第二，要标明自己是音乐家，第三，不要肇事。最后小泽征尔不得不头戴日本国旗头巾，背着吉他，骑着日产小摩托车踏上欧洲。虽然并没人监督他，但在获大奖前小泽就一直维持着这幅现代浮世绘般的造型在法国行动。日本工厂虽然体现出并不唯利是图的民族主义诉求，但日本货堪忧的质量，也让“欧洲街头骑摩托的大日本音乐家”这一景观没有达成预定效果，据小泽说摩托经常抛锚，然后这身奇怪的行头马上成为街头市民好奇围观的对象。

从在欧洲上岸以来，青年小泽游荡了四个月之久而没有任何目的性的计划，当然音乐会他听了不少，但看街头情侣接吻，逛女性内衣店，则同样是他的乐趣。这个身怀绝技而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竟然毫无成功学焦虑，直到突然一天日本留学生朋友告诉他贝赞松国际指挥比赛就要开始了，他才热情应战。但他知道比赛时已经错过了报名时间，多方拜托求情后，竟然是靠美国大使馆一位拉过小提琴的公务员大妈疏通了门路。美国大妈在得知这陌生的日本小伙子意图后问：“你是个出色的指挥，还是个不三不四的指挥？”小泽则坚定地说：“我会是一个好指挥的！”就这样，小泽才搭上这次国际指挥比赛的末班车。

交响乐是从欧洲习俗发展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必备文化的，主权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通常以带有民族特色的交响乐作为活动内容。这一历史阶段增加了音乐的典礼性、代表性，却也减弱了音乐作为文化习俗的活力。小泽征尔在贝赞松国际指挥比赛的首次亮相便脱颖而出，很大原因是其外在于“外交音乐”体系——其他参赛者绝大多数是各国政府派来参赛的。小泽甚至还纳闷其他外国参赛者都配有翻译而唯独他这日本人没有，便去用自己很差的法语抗议；而没有本国政府背景，谁给你个报名都迟到的亚洲小子配翻译呢？

1968年2月，美国，日本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与旧金山交响乐团排练。（图｜视觉中国）

但也正因为其非功利性的出身，活灵活现的率真表现和专注于音乐本身的基本功都构成了评审眼中的亮点。在决赛中，要演奏一首全新曲目，而只给五分钟时间读谱，并且作曲家本人就在观众中。小泽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作曲者带头鼓掌叫好，这种重量级的肯定带动全场欢呼的气氛，让比赛结果失去了可比性的悬念。在获奖采访中，年少轻狂的小泽说：“像这样水平的乐曲，拿日本的音乐课程来说，也不过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这种话或许只有孙悟空在龙宫挑兵器时才会说吧，却也说明斋藤秀雄确是菩提老祖般的教育家。

马勒真义

小泽成名后，在纽约爱乐乐团与伯恩斯坦的长期合作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决断力。60年代的马勒复兴，是在大家都以为音乐史主流格局已定的情况下重问谁才是交响乐的终结者，而这场运动的主要阵地在美国而不是欧洲。

伯恩斯坦作为一个犹太人，对马勒的诠释是非常犹太神学化的，给予其作品以二十世纪的《塔木德》般的礼遇，并赋予其巨大的意义张力。而外语一向不那么好的小泽征尔处在“马勒热”的中心地带，却给出了自己完全不同的诠释。在伯恩斯坦之前，与马勒本人相识的布鲁诺·瓦尔特是少数几个马勒演奏者之一，其用力于德国奏鸣曲式的抽象结构审美中；而伯恩斯坦则把崇高的象征性在演奏中推向极致（伯在电视节目中讲解马勒堪比布道解经）；小泽征尔则以自己东方人的视角洞察了马勒的特性，就是对乐器自身个性的强调，而取消刻意的主客、起承秩序。马勒的多调性织体是勋伯格之前最难以理解的音乐了，甚至会被当作不会配器而乱搞。欧洲传统下，指挥家总要使用乐理逻辑能力来处理配器、声部、乐章间的关系，而小泽认为马勒的本意就是决裂于这种旧秩序，让同时进行的旋律都进行完美充分而不分主次的个性演奏，并更加重视被马勒利用到极致的各乐器特殊技法。

“跪听”中国

由于世界格局的改变，音乐的政治性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很大改变，这也影响着世界各国音乐体制和音乐口味的变迁。1972年，尼克松访华，次年，被小泽征尔偷过三根指挥棒（在多伦多交响乐团时的小泽还是很穷）的尤金·奥曼迪率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筹划中美正式建交，于是1978年1979年两年小泽率团来华两次，这回是他主动向美国政府要求的。作为美国乐坛最理解亚洲文化格局的指挥，小泽知道只有他能胜任这一政治意义强烈的礼乐活动。

1979年3月，在红塔礼堂的演出结束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左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左四）与小泽征尔及其母亲（左一）合影。

这时有了那个著名的故事，小泽征尔听到17岁的姜建华演奏二胡曲《二泉映月》，感动地流泪并表示这种音乐应该“跪着听”。抛开政治意义，这一跪是朝向两种中国音乐传统的，一种是作为习俗音乐的瞎子阿炳，另一种是样板戏美学牵引下的“文化革命”新独奏传统。就非体制化的自然率真地流露天才来说，阿炳已经到达一个巅峰，而样板戏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如殷承宗、刘德海、朱践耳的社会主义音乐家，还有《智取威虎山》《黄河协奏曲》等新音乐作品，则是创造出了一种兼顾政治理想与民族习俗的新体系。承载着习俗的器乐，经过样板戏运动的洗礼，独奏强度进取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这种程度惊人的强力进取比起爵士乐（《爆裂鼓手》中那种精益求精），多了根本上的道德象征。

就像马勒与德国音乐的决裂，样板戏本就是要与苏联的政治美学决裂而生。那种希腊罗马以来的理想主义传统总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如果与苏修决裂，中国就必须依托固有习俗建立自己的理想主义。访华后，小泽大力推动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进入国际视野，这首曲目能成为小泽眼中新中国音乐的代表，应该主要在于对琵琶个性张力与趣味的推进程度，其配器与和声只能作为西方音乐的插班生。而配器与和声落后的问题则由朱践耳和王西麟在80年代超越。

2018年4月9日，北京，作曲家王西麟。（图｜视觉中国）

倒彩与“shower”

小泽征尔初到欧洲时虽然获奖成名，但没过多久就得了“浑身难受”的抑郁或思乡病，奇葩的法国大夫告诉他“你中了巴黎的毒”，给他开的药方是到寒苦的诺曼底修道院去住一段时间。通过喂猪，参加合唱圣歌等活动，受到感召的小泽逐渐领略到基于习俗而不是技术的动人能量。

后来在美国伯克郡音乐界时，小泽又在一个舞会上目睹了一位墨西哥姑娘非正式的吉他弹唱演奏，这歌曲震住了在场许多音乐家，小泽分析这歌曲有古典乐和爵士乐的复合音素，而其能量根源于民间的自由体叙事歌。这首歌曲已不可考，但昆汀·达伦蒂诺电影《八恶人》中墨西哥女匪弹唱的那曲《Jim Jones at Botany Bay》，或许正符合小泽所目睹的那种“平静而能量很大”的美洲叙事歌曲。

《76岁的执念-小泽征尔患食道癌的这一年》剧照

如同《理想国》中讲的，当出过洞穴看过太阳的人再返回洞穴，会有两眼一黑不适应的阶段。同样，小泽征尔经过西方哲学化、神学化、政治化的严肃音乐洗礼后，虽然又意识到习俗音乐的能量，但解放这种能量却并非一蹴而就。

除了邀请中国音乐家国际巡演，小泽还大力促成“书包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爵士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在从来只有白人演奏白人音乐的拉维尼亚音乐节演出。但利用权威做策划性的工作是一回事，自己的指挥艺术又是另一回事。小泽在日本一档“管弦乐团来了”节目中指挥乐队为“演歌天王”森进一伴奏，却收到了知名人士的严厉差评，“懂古典音乐，不代表就一定懂演歌”，这应该是小泽早年在NHK乐团时被团员抵制后遭遇的第二次本国挫折了。

卡拉扬视小泽为直系弟子，常教导他歌剧传统与交响乐同样重要，而完全缺乏歌剧基础的小泽想半路出家进入这一领域也困难重重。与交响乐相比，歌剧文化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略逊，并且更倾向传统，而没有交响乐那么多现代派思潮，甚至到了今天，中国人会戏称歌剧为“意大利地方戏”。

卡拉扬的教导意味深长，在西乐传统中，歌剧是更习俗化的，而交响乐是力争彻底化的。小泽一开始以为两者只是技术差异，打算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知道小沈阳等二人转演员崛起的“东方斯卡拉”在向谁致敬了吧）和帕瓦罗蒂演出普契尼的《托斯卡》时，遭到卡拉扬的强烈反对。果然在演出时，以挑剔闻名的米兰观众一片倒彩，然后倒彩又见诸报端，这是在乐坛顺风顺水的小泽不曾遇到过的。指挥家被观众大喝倒彩，如果团员也不支持他，那么其音乐生涯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好在包括至交帕瓦罗蒂在内的乐团成员还是站在卖力的小泽一边，坚持演完预定的七场；后来越演嘘声越少，而演到第三天的时候，小泽发现倒彩就完全消失了。

这种并非技艺问题引发的职业危机不止一次，首次担任拉维尼亚音乐节音乐总监时，芝加哥一家报纸把小泽的指挥批得一无是处。而音乐节结束时，所有乐团成员给了小泽一场“shower”礼，也就是在指挥返回舞台谢幕之前所有人用各自乐器制造最大音量的噪音，在媒体给予指挥不公正批评时，这种行为表示乐团抗议的立场。

当地时间2008年11月26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指挥家小泽征尔在波士顿交响音乐厅指挥乐团排练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图｜视觉中国）

小泽征尔或许是最后一代世界级或大师级指挥家。他本人就听过披头士的现场（虽然自称没听清），见证着西方经典音乐体制的辉煌与瓦解。卡拉扬有一次让小泽指挥阿根廷作曲家阿尔伯托·吉纳斯特拉的《南美大牧场》，接到任务后才发现打击乐难度颇高，而柏林爱乐乐团的乐手不仅越练越差，连态度都不甚端正，嬉皮笑脸起来，日本指挥家怒斥道：“亏你们还是享誉天下的柏林爱乐，后天就正式登台，现在还奏成这副德行，像什么样子？”结果骂完排练状况反而更糟了，气得小泽只能破门而出，买机票回国。

2002年小泽的母亲病逝，他把骨灰坛运回小时候北京住的院子；而1976年来中国时，他就把父亲的遗像运回中国，完成父亲 “想再回中国看一眼”的遗愿。小泽见证了欧洲音乐传统世界化的伸张，也见证了非西方民族文化潜能的世界化，见证着爵士乐、叙事民谣、美洲音乐、东方音乐、样板戏等诸种传统各自的强大能量在全球化时代涌现。这个太幸运的人让自己成为了西乐高峰时代的一部分，而通过触摸他音乐人生中的蛛丝马迹，也让我们预感一个完全不同的音乐新世界正在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