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带走,网传吓到失禁,背后是怎样的腐败?(组图)
一个医生,被“抄家”的时候,能搜出几个亿,这是一种怎样的“实力”?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于3月12日左右,因涉嫌贪腐,被带走调查,是中国医疗反腐领域“标志性的案件”。
之所以“标志”,很大程度是因为金额吓人。
据网传消息,田伟是被戴上手铐走的,而且当场就尿裤子,屎尿皆下。
有关在他们家搜了6个小时,搜出现金,债券,存折共计3–4个亿。
还有人说他有“房子北京四合院一套,美比弗利山庄一套别墅,曼哈顿上东一套别墅,瑞士一套”,手上外汇也有上亿。
简单查了下,田伟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就进入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任矫形骨科住院医师。
后来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国立弘前大学骨外科专业,获博士学位。
2003年,田伟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2019年11月,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积水潭医院以骨科见长,其骨科专业常年排名全国第一。
且田伟在骨科领域影响力巨大,是这一细分学科中最著名的专家之一。
作为知识精英,田伟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是正常的,但问题是回报为何如此之大呢?
这就要说说根源问题了。
02
先富带后富,这是改革开放的契约之一。
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分配模式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医疗体系除了拥有财政挹注之外,也被鼓励利用“市场”牟取双轨之利。
但事实上,中国的医院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意义上的市场竞争。
这是一个天然的卖方市场,而且是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就是:以药养医。
中国人口太多了,其中不乏手上不缺钱,且一定要保住命的人。
或者说,为了保住命,可掏光所有钱的人。
而患者需要什么药,自己没有决策能力,需要依赖医生,所以在药品消费中,做出决策的其实是医生而不是患者。
病患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材料用10万的,还是1万的,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是医生说了算。
而作为药企,要想把自己药卖出去,就不得不对医生,尤其是拥有一定行政力量的医生,大肆赎买贿赂。
大量的医药资本,没有行政这只手的许可、诱导、推动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展的。
“医药代表”在中国,一度是润滑医院和市场,带着医生一起风花雪月的负面词汇。
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有名有实力的医生,越容易被代表盯上。
垄断,是财富快速集中的必要条件。
医疗领域虽然是市场机制,但在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之下,财富积累的速度远非一般商品生产领域所能够比拟。
根据Wind数据统计,去年在中国上市的5000多家公司中,仅有1%左右,即57家公司的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超过50%,而其中医药企业就占了40家!
其中不乏行业龙头企业。
这就意味着,100块钱的药,销售费用占到了50,而制药成本、包装、物流、行政成本、研发以及利润等占另外50。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篇基于卫生领域刑事案件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
超过25.5%的腐败来自医疗器械领域,23%来自药品,耗材占6.2%,涉及两种以上的腐败则占35%。
权可生钱、权钱相通。
下班跟着女代表进KTV,储物柜里多了一黑色口袋的现金,长期以来,都是很多科室主任、院长的日常。
公立医院虽然顶着公立的名头,但在市场化后,本质上是自我经营的实体,因此医生们的创收的压力很大。
在经过最初的抵抗和游移之后,大量医疗系统内的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不堪的过程。
并构成了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
03
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封闭系统中,权力的魅力是巨大的。
田院长作为骨科大咖,不仅擅长刮骨疗伤,也很擅长敲骨吸髓。
从去年掀起医疗反腐风暴以来,已经有超过200名医院院长或书记被查,但以药养医,医政结合的医疗市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扭转。
实践中,我观察到一些医生只是“不敢了”,而不是“不想了”,很多医生依然在和医院外面的药店勾结,忽悠病人“去外面买药”。
回顾中国多次医疗改革,最早是医院进行药品加价,医生们就靠加价创收。
后来国家搞医药分开,医院就多开检查,比如核磁共振,没必要做的也做,几千块钱就出来了。
再后来国家又规定了检查费的比例,医院又再找路子……
比如云南那个院长,150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吃了1600万元的回扣。
这种腐败是系统性的,也是由机制弊端造成的,医院创收压力导致的。
说不好听点,田院长下去之后换上的新院长,在这样的系统内,也很难不这么做。
如果患者看病时有医生说,这个检查不做也行,意义不大,那应该是碰见了个好医生了。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医疗系统作为一只不停下金蛋的母鸡,不让人摸蛋肯定不现实。
而如果仅仅是抓几个院长,而不去触动机制,那病人还是看不起病,没收钱的医生早晚也会收钱。
改革的困境,在于破除利益藩篱。
你比如说日本,医院没有药房,医生开给病人处方之后,病人再拿着处方去专门独立的药店拿药,这样的机制就断绝了个别医生为了多拿钱,而故意开贵药的情况。
深化整治医药权力集中的腐败,必须回到制度设计上去。
一方面,现阶段医务人员的阳光收入过低,工作压力其收入不成比例,这是系统性腐败的根源所在。
必须要改革医生收入模式,使之不再与科室收入挂钩。
用市场化的办法,在订立目标年薪的基础上,考核工作量,实现多劳多得。
另一方面,要重塑行业链条的利益分配,让行政的归行政,医院的归医院,院长不能又管病人,又管人事,还管财务。
否则,医术再了不起的人也会在这个系统内,逐渐变成掏空病人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