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当升学导师,时薪高达9000元,越贵家长越喜欢(组图)
和著名演员、摇滚巨星、贵族家庭、王室成员来往频繁、谈笑风生,在戛纳坐超级游艇出海,乘私人飞机全球旅行……
这些几乎是麦克莱恩23年来工作的日常,生活方式俨然已经与社会名流对齐。
而他的真实身份,不是什么豪绅巨富,而是专门服务于上流阶层的私人升学导师。
和我们普遍理解的“辅导老师”角色不一样,这些私人导师们游走在全球富豪家庭间,赚着难以想象的高额薪水。
配置私人家庭导师已经成为奢靡生活的重要一环,而导师们也得以窥见巨富家庭教育的病态一面。
私人升学导师
富豪们的另一种“奢侈品”
在麦克莱恩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教过大约1200个学生,其中不乏富豪名流。
“有些孩子配备了三个保姆,八个导师。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麦克莱恩
图源:Telegraph
在英国,课外补习已经成为一条隐秘却庞大的产业链,自上而下、自超级巨富到普通中产,在找课外辅导方面各显神通。
而麦克莱恩这种导师显然已经成为了顶端的佼佼者,每年起码能赚到六位数英镑的高额收入。
爬到这个位置的导师,绝不止是给小孩补补课这么简单。
最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帮助孩子们升学。
这些超高净值家庭的父母,首要心愿就是送孩子进入英国名列前茅的公学——和中国家长为教育买爆学区房一样,顶级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和荣誉的象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学期中的补习,假期间的额外辅导也必不可少,尤其是当孩子即将面临11+的入学考试,或是参加GCSE考试时。
克利奥也是业内赫赫有名的一位高端导师,曾帮学生进入过奥多中学、伊顿公学、歌德芬学校、哈罗公学、切特豪斯公学等等名校。
最夸张的一次,克利奥曾和一个学生在一起生活了10个月之久,为11+入学考试做准备,只为了获得顶级私立女子走读校弗朗西斯荷兰学校的青睐。
在这段时间里,克利奥一直跟着整个家庭的行程走,如影随形。每个月她收取8000英镑的费用,直到十个月的辅导期结束、考试完成,克利奥已经赚到了8万英镑,合人民币七十多万元。
图源:Telegraph
“我在伦敦的高端辅导同行们,没有一个是收费低于100镑每小时的。如果有代理机构的话,客户家庭要付的则是双倍费用。”
这群导师不仅服务于英国本土的上层家庭。大约十年前,有一波俄罗斯富豪涌入英国私校的热潮,他们需求紧迫、出手阔绰。
在那阵时间,克利奥和麦克莱恩最高拿到过1000镑每小时的超高额薪资,合人民币九千多,简直是辅导界的“黄金时代”。
当然,1000镑的时薪不是常态,但高收费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导师们的索求无度,而是家长们的要求——越是高收费,越能满足家长们的心理需求。
花钱请导师,和花钱买豪车别墅一样,是家长们在同等阶层之间的一场比拼,试图超过彼此。
麦克莱恩的一个同行朋友已经用赚的钱给自己买了好几辆跑车,“记得有一次,我报价后,客户的私人助理告诉我,‘你真的很优秀,但如果你只收费这么点,客户不会重视你的。你能最少把收费加倍吗?’”
他有个学生在伊顿读书,“有一天,孩子父母和我说,他们在我身上花的钱比学费还多,而且儿子只有在假期才能见到我。我有点尴尬,但他们说‘不,不,这是值得的!’”
除了薪水外,导师们的隐形福利甚至更多。富豪家长们会主动负担导师甚至是其家人们的度假费用、住行成本等等。
乘坐私人游艇出行,住着豪华套房在假期滑雪、和家人伴侣一起享受客户的私人飞机……私人导师们享受着全世界0.1%的人才能享受到的丰厚物质生活。
但这样的职位机会万里挑一,而他们的职责也早已跨越了“教师”本身。
在有钱人家里
看到教育的一地鸡毛
高薪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只是高端私人导师工作中的一面。
导师们能与富有的客户在一起生活几个月甚至一年,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住在带泳池的别墅里,享受各种福利。
但伴随而来的则是与家人长时间分离,且随时准备好被客户安排时间。
比起教师,私人导师的角色更像一个家庭的随从角色,和保姆、管家、司机一样,要接受超高净值家庭中严格的等级制度,接受事无巨细的背景审查,接受客户除了教育辅导之外的工作安排。
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全球任何地方,要做高净值家庭的私人导师都不是件容易事。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布莱斯是纽约的一名私人导师,她所服务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75万美元。
布莱斯,担任补习导师近20年
图源:New York Post
这些家庭的孩子从会走路开始就面临着巨大学业压力,这群父母的目的也只有一个——让孩子进藤校。
“对于这些父母来说,每个孩子都注定会成就伟大的事业,只要找到合适的培养团队。如果这个孩子没能成功进入名校,那就是培养团队有问题。”
她曾接手一个叫索菲的孩子。索菲很早就被诊断出有语言学习障碍,而她的父母则花了许多钱试图掩盖这个问题,并让女儿一直留在名校中。
从学前开始,父母就花了两万美元请顾问,帮助索菲进入一所著名幼儿园。此后,光私人补习这一项,她的父母就砸了几十万美元,靠补课完成各项课程要求。
一旦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或不足,家长会一股脑把问题归咎于这些辅导老师们,以此来掩盖索菲本身学习能力上的缺陷。
不过对于足够有钱的家庭来说,学习困难也不算什么问题。
另一个有ADHD(阅读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孩子特雷弗,虽然请了几位私人导师,但标化考试成绩依然很差。
他的父亲选择直接走进大学的发展办公室,掏出支票,写下一串零,送孩子进了藤校。
在高中时,特雷弗甚至有时会在商店里偷烟;但他后来成为了华尔街一家大型银行的分析师。
在这些家庭的教育和升学过程中,导师们自己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起到了百分之几的作用。
父母实际上想要导师们充当孩子的朋友、保姆,甚至直接充当自己的替身。
在布莱斯的工作生涯中,甚至会有从未见过孩子父母的情况发生。这些孩子自己都时常不知道自己父母身在何处,是不是在另一个时区。
父母们总是很忙,忙到只能付出大把的钱,并且只要求看到孩子的成绩单是全A。只有当孩子的成绩单出现不是A的字母时,他们才会怒不可遏地联系导师们。
在极度富有又极度缺乏关爱的环境下生长,这群孩子也很容易陷入代价高昂的麻烦之中。
心理问题、药物滥用都很常见,布莱斯有个学生的几个朋友,甚至沉迷于在线赌博,最后只能瞒着父母变卖自己的昂贵服饰,以此抵债。
几乎所有有钱的父母都认定自家孩子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而天才如果出了问题,只能是辅导老师的锅。私人导师,同时还要承担替罪羊的责任。
东亚家庭才爱补课?
全球父母都一样
提到补习,中日韩父母经常被拎出来当“典型”。由于应试教育的体制,东亚家庭在成绩上的鸡娃成果有目共睹。
韩国街头密密麻麻的补习班广告
但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巨富之家,在欧美家庭,课外补习也正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新共识。
英美寻求课外补习的家庭,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也是最普遍的,家长们希望为孩子的学业提供额外指导,希望导师们能帮孩子完成作业、辅助升学。
其次,有些家庭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家上学更有效,比如孩子有ADHD等情况。
第三类则是那些富裕家庭,穿梭在全球各个城市的住所间,不想孩子的教育只局限在某个特定学校里;这类家庭也可能过于富有和出名,而不得不让孩子脱离普通学校、接受私人指导。
疫情期间,课外补习行业更是在欧美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在英国,课外辅导行业已经价值高达75亿英镑,且仍在飞速发展中。
曾经的英美父母会觉得课外补习是有点羞耻和尴尬的事情,但目前却已成为主流。
对于最有钱的那批家庭来说,请上一位或几位私人导师,就和旧时代贵族家庭请家庭教师一样,是身处这一阶层的“必需品”。
一个私人导师就坦言:“说实话,这个家庭几乎不需要我的存在——但是班上的其他孩子都有私人导师。”
而对于更广大的中产群体来说,请导师补习则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私校学费几乎连年上涨,而头部公立学校的升学率则一点都不逊色。
在英国,文法学校(State Grammar School)是由国家资助的学术选择性公立学校,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由国家支付费用。
正因如此,文法学校入学要求严苛,学校非常注重学术成就。几乎一半的文法学校属于“精英权威”学校,是公立学校中的重点学校。
除了私校,这可能是中产家庭获得优质教育最具性价比的路径——因此,顶级文法学校的竞争异常激烈,英国家长们纷纷化身“海淀鸡娃妈”,开始送娃去补课,以期进入文法学校。
以前,孩子接受课外补习是件不大光彩的事情,但现在,最好的补习导师名单在家长群体中隐秘传播开,补习等待名单甚至已经拉到两年之后。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都在接受课外辅导,创下了历史新高。
课外补习率暴增
在整个英格兰,30%的学生接受过补习;在伦敦,11至16岁青少年中更有超过40%都接受过私人辅导。
一切都是为了升学,全世界的鸡娃父母不约而同把教育玩成了一场军备竞赛。从幼儿园开始,一步不敢放松。
多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多为贫困、歧视和创伤。从2018年开始,研究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好学校读书,也极易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在高压学校长大的孩子面临着心理障碍和药物滥用的风险,尤其是当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被严密规划、苛刻要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却又几乎不可能实现:那些最有钱的父母应该让他们的孩子像普通孩子一样自然而然发展,而不是以藤校为目标严格指导成长的每一步。
在接触过无数精英家庭后,布莱斯,这位哈佛毕业的纽约私人导师在书中写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富人的孩子不被允许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理论上来说,他们明明拥有充分的自由和金钱来选择任何他们想要的道路,但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却非常有限。在这些孩子的生活里,每分每秒都被明码标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