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校“垫底”和二流学校“拔尖”， 哪条路更容易成功？研究结果令人惊讶…（组图）

“名校光环”闪耀夺目，为此许多父母不惜集全家之力送能力并不拔尖的孩子进入顶尖学校学习。强扭的瓜会变甜么？高竞争度、低毕业率的校园里，能力一般的孩子其实连“泯然众人”都够不着。

相比之下，位居二线的学校，不论是从资源、学习氛围与毕业成就来看，都更适合大多数的孩子就读。

美国藤校每年都是个位数的录取率，而其他世界名校的录取率，也都在走低；顶尖美国私立高中，也开始成了低龄留学圈的香饽饽，竞争激烈。

这些百里挑一的“爬藤胜利者”，进了大学以后，却有如此惨淡的收场。除了文化差异、社交障碍、学习能力跟不上等问题外，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些拼命挤进名校，却只能成为“二流甚至三流学生”的孩子，当初如果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所稍微普通的学校，成为那里的“一流学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曾在“谷歌时代精神”Google Zeitgeist的论坛上，分享了两组数据：

一组，是哈佛大学和普通学校，攻读数学、科学学位学生的毕业率对比；另一组，是不同层次学校毕业生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Gladwell在演讲中倡议家长和学生：

在谷歌演讲中，Gladwell将这种不顾一切追求名校的行为，称为“精英机构认知障碍” (Elite Institution Cognitive Disorder，简称EICD)。

他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通病，我们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都在受这一认知障碍的困扰，却不自知。

Gladwell是《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异类》等多部畅销书的作者，作品涉及多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提出过广为人知的 “一万小时原则”

我们倾向于夸大精英机构的重要性，却低估了处于层次结构底层的代价，因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选择。

比如，都希望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以便他们毕业后能进入最好的公司工作。但是，选择精英大学或精英机构，一定比其他选择更好吗？

Gladwell展示了一组有关“不同学校学生，最终获得STEM学位情况”的数据。他表示，虽然每年理工科毕业人才都很紧缺，但是依然有很多原本打算攻读数学、科学等STEM学位的学生，到了大学第二年就放弃了STEM学位。

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因为，科学和数学很难，需要一定水平的认知能力，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多足够聪明的学生。

哈特威克学院STEM学位获得情况

可是，对比一所顶尖名校和一所普通学校的情况，就会发现问题。

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小型文理学院，它在美国文理学院中排一百多名。

在这所普通的学校里，那些希望攻读科学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中：

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全部都获得了STEM学位；

排名中间的孩子，绝大多数都获得学位；

而排名靠后的学生，很多都选择放弃了STEM学位，甚至辍学。

我们似乎很容易归纳为：

哈佛大学STEM学位获得情况

所以，在哈佛这样的大学，哪怕是成绩最差的学生，也应该像哈特威克学院的优等生一样，获得STEM学位。

可事实并非如此，哈佛大学居然与哈特威克学院，有着相似的情况。

在哈佛大学：

那些成绩靠前的孩子，也都能获得STEM学位；

而成绩靠后的学生，大多放弃了STEM 学位，转到其他更容易的专业，甚至是辍学。

尽管这些在哈佛位处“中下游”的孩子，其实都很聪明，他们的SAT成绩，也比哈特威克学院排名最靠前的学生还要高。

不仅仅是哈佛和哈特威克学院，在任何一所大学，无论学生的SAT成绩如何，这方面都有着相似的比例数据。

其余学校STEM学位获得情况

这是为什么？

Gladwell强调：

也就是说，那些在哈佛排名靠后的孩子，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数学能力，其实已经超过了全世界99.99%的学生，他们只盯着自己身边更优秀的学生。

他们在比较中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开始对自己在数学、科学上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不是学理工科的料，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米切尔（Mitchell Chang），还做了一个数据分析。

他发现：大学的SAT分数每提高10分，一个学生成功获得理学和数学学位的比例，就会下降2%。因此，从马里兰大学（SAT平均成绩150）获得STEM学位的几率，要比哈佛高出30%。

Gladwell开玩笑说，

马里兰大学

“STEM学位更重要，还是把哈佛写在简历上更重要？”Gladwell发出这样的疑问。可是，他很清楚，没有多少孩子在面临哈佛这一选项的时候，会放弃。

因为我们在做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最顶尖、最精英的大学，却低估了一个人位于底层结构所要付出的成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方面的

为了更有说服力，Gladwell分享了另外一组调查，它来自两位经济学家，约翰和盖伊，对经济学博士学生毕业后发表论文的情况进行了检索分析。

他们对顶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数据进行检测，涵盖包括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芝加哥等各大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六年时间里的论文发表记录。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质量、频次，进行综合评分，他们得到的结论是：

比如：

哈佛的顶尖学子人均发表4.31篇；

麻省理工的顶尖学生发表4.73篇；

多伦多大学3.14篇；

波士顿大学则是1.59篇。

也许，论文发表情况，并不直接与毕业生的成功与否挂钩，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数量，表明一位学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入和成果。

Gladwell还提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论文发表的质量和频次，也是评估经济学家的主要方式。而且发表优质论文越多，越容易申请到科研经费，进而在这一学术领域投入更多，形成良性循环。

这些孩子虽然在自己的学校排名靠后，但是，能进入世界顶尖名校，说明他们不输给那些普通学校的TOP学生。

本可以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顶尖人才，如今，却落在了后面。

为什么千挑万选的佼佼者，在进入哈佛、麻省等顶尖名校以后，并没有施展出足够的才华，而变得失败？他们进了名校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背后其实有个行为心理学上的现象，叫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它最早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提出，其后经R.K.默顿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

它是指，

通过将自己的处境与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包括财富、美貌、名声等各方面，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消极情绪，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

因此，这种感受并非来自一种绝对或永恒的标准，而是产生于比较之间，是一个相对的标准。

学生时期，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就是一项重要的比较内容。

比如，当一个学生通过努力复习考了90分，他会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高兴；但是，当他知道身边人考了100分时，他就不会像之前那样高兴，而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也叫相对丧失感。

这种感受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压抑、自卑、甚至自暴自弃等心理问题。

我们也会发现身边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孩子，进了某重点中学，在这所学校里很普通；和他当初成绩差不多的孩子，进入了一所普通学校，但是名列前茅。

未来，后者也许会因为被重点培养，而得到更多的资源，且更有自信和学习热情，反而超越前者，取得更大的进步。

Gladwell为我们带来的两组数据，正好印证了一句中国俗语，

这一观点不仅在中国，在不同国家的文化中，都有相似的表达。

比如：日本人说，“做沙丁鱼的头，好过做鲸鱼的尾”。英美国家的说法是，“做小池塘里的大青蛙，好过做大池塘里的小青蛙。”

教育领域的诸多研究，正在不断表明：

我们也曾发过一篇相关文章，探讨了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因素，会影响个人对做“鸡头”，还是做“凤尾”的实际选择。

比如，东亚文化中的“面子文化”，会使这个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做“凤尾”，来满足自己置身于精英组织的虚荣感。

因此，亚洲学生更容易选择进入哈佛等顶尖名校、或是毕业后进入华尔街等机构，哪怕是成为最底层的学生，或是做不到比别人更优秀。

曾任麻省理工总面试官、多本亲子教育畅销书的作者，蒋佩蓉女士，曾在采访中袒露自己的“逆潮流育儿”经历，介绍孩子在求学过程中退而求其次的收获。

蒋佩蓉的大儿子，当初进入一所普通的国际学校就读，而没有选择另外一所竞争更激烈的著名国际学校。

因为竞争小，老大不仅有机会进入网球队，成为了网球队的队长，还收获了出类拔萃的成绩，最终被 MIT 录取。“这是在另外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她的二儿子，也有相似的经历。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美国的名校，而是一所州立大学。到了三年级暑假，他不仅有选择不完的实习机会，成绩也都几乎全拿 A ，同时修两个系。

“孩子很庆幸自己没有去竞争激烈的顶尖名校，因为在目前的学校里，他才如鱼得水，更健全自信地成长。”

除此以外，很多学生毕业后，还可能依赖名校光环，不愿意谦卑下来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然而社会变化如此迅速，各行各业都在快速洗牌，“名校包袱”太重的学生，优越感太足，不容易重头再来。

Gladwell呼吁，雇佣者不应该过分看重毕业学校，相对而言，在群体中的相对排名，也许对应聘者影响更深。如果某个高大上的雇佣单位，说自己只招收名校毕业生，这在Gladwell看来，是很蠢的行为。

他给学生的建议是，

而作为家长，也不要每天每时每刻，都和邻居的孩子，和同一所学校的孩子做比较。希望在养育孩子方面，我们能摆脱或超越“精英机构认知障碍”，把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不管怎样，当你下定决心挤进“精英名校”，在享受它所带来的丰富资源、人脉、名声的同时，也要做好承担位于组织底层，所面临的压力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