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后，当法国决定归还26件掠夺的文物（组图）

在2024年的第74届柏林电影节上，最佳电影金熊奖颁给了《达荷美》。这部纪录片讲述了2021年法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将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归还给非洲国家贝宁的整个过程，在这背后，是欧洲的博物馆行业从业者、历史学者对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下，历史文物归宿的反思与分歧。

主笔 | 张星云

从巴黎到科托努

2021年11月，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凯布朗利人类学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26件馆藏文物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包，准备运往贝宁的第一大城市科托努。纪录片《达荷美》就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此刻的博物馆没有游客，宽敞的展览大厅里，一切都在安静中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这些文物中有王座、雕像、权杖、带有雕刻纹样的木门……贝宁博物馆工作人员手持笔记本穿梭其间，仔细记录文物上每一个损坏的痕迹，文物随后被用绑带固定，装进宽大的木箱。

2021年10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参观时端看盖佐国王雕像，不久后雕像归还贝宁（Michel Euler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其中一件巨大的人形木雕，重达200公斤，刻画的是达荷美国王盖佐的形象。达荷美王国起源于西非阿波美平原，为丰族人在17世纪早期建立，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直到1960年才宣告独立，它也就是如今贝宁共和国的前身，纪录片片名由此而来。

雕像被起重机吊起，装进木箱。此时片中出现了它的“自述”旁白。“盖佐国王”用贝宁语言——丰语——讲述了自己被法国殖民军带离故土后，在异国博物馆里度过的上百年的黑暗生活。

随后，观众们跟随镜头，与这座雕像一起置身于箱子的一片黑暗之中，被搬上货车，进入飞机货仓，最后抵达目的地。伴随电动螺丝刀卸下木箱螺丝的声音，箱子打开了，它和其他25件文物一起回到了贝宁。

2022年2月20日，这26件文物在贝宁总统府展出，举办了盛大的仪式，人声鼎沸。随后纪录片导演又将镜头对准了展览场地附近的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在那里，贝宁的年轻人正在就“归还”到底意味着什么进行讨论。有人认为这次只归还26件文物，是象征性的政治姿态，有人认为贝宁的文化遗产仍停留在殖民者制定的模式中，也有人并不知道这段文物回归的来龙去脉。

导演马蒂·迪奥普凭借纪录片《达荷美》获得了2024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这部总长仅68分钟的纪录片最终获得了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导演马蒂·迪奥普（Mati Diop）是一位42岁的塞内加尔裔法国人，2019年她曾凭借讲述移民问题的处女长片《亚特兰蒂斯》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在接到金熊奖后，她说：“作为非洲后裔电影人，我选择拒绝忘记（殖民历史）。”

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法国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Bénédicte Savoy）也受邀前往现场，并观看了首映。文物回归贝宁那几天，她也受邀前往贝宁，参加了接收仪式，第一时间观看了回归后的首展。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已经看过三遍电影。“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纪录片，尤其在柏林电影节，我带着我的同事们一起去看，同事里有很多非洲年轻人，他们看了都和我一样兴奋。”

萨沃伊成为这次文物回归事件的主角之一，是缘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委任。2017年底，马克龙对布基纳法索进行国事访问，在瓦加杜古大学面对全校学生发表演讲时，他说：“我无法接受多个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文化遗产留在法国。尽管目前的局面有其历史原因，但是法国没有正当、长期和绝对成立的理由，继续持有这些文物。非洲文物不应只出现在欧洲博物馆，我希望在五年内，汇集所有必要条件，把非洲文物临时或永久地归还给非洲。”马克龙的这番话打破了长期以来欧洲对文物归还问题的禁忌。回国后，马克龙随即于2018年初委任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和经济学学者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撰写一份报告，在8个月内全面调查法国公立博物馆馆藏中非洲文物的现状，说明其中有多少是通过劫掠、走私进入法国的，以及将这些文物归还非洲的可行性。

2022年2月，盖佐国王王座连同其他25件回归文物在贝宁总统府展出（视觉中国 供图）

萨沃伊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关于被掠夺文物。2018年接到任命时，她正在法兰西学院开课讲欧洲掠夺文物的现状。但萨沃伊更大的优势是，她已经在柏林工作了将近30年，如今在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艺术史，远离法国博物馆圈的利益核心。

马克龙任命的另一位报告撰写者费尔温·萨尔是塞内加尔学者，在塞内加尔加斯顿·伯杰大学教授经济学，当时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非洲发展前景的畅销书《非洲乌托邦》（Afrotopia），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阶层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就这样，两个法国博物馆系统的“局外人”成了这项重要调查的主要人物。萨沃伊说，此前两人并不相识，但在8个月夜以继日的共同工作后，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而他们最终的调查结果，也将撼动欧洲博物馆行业。

一次全面的文物调查

在接下来的8个月时间里，萨沃伊和萨尔两人一起去了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贝宁、马里、喀麦隆、塞内加尔等曾经的非洲殖民地，访问了至少150名博物馆行业的工作人员。

如今90%以上的非洲文物都不在非洲本土。西方国家的公立博物馆里藏有几十万件非洲文物。按照萨沃伊他们的统计，法国的公立博物馆馆藏中至少有9万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物，大英博物馆有6.9万件，维也纳世界博物馆有3.7万件，“洪堡论坛”有7.5万件，比利时皇家中非博物馆有18万件……数量如此庞大的非洲文物进入欧洲博物馆馆藏，成为欧洲各国的“国家宝藏”，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构筑了欧洲对世界的认识。

萨沃伊与萨尔的任务，是全面清点目前法国博物馆收藏的9万多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物。他们决定从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开始着手，因为法国藏有的那9万件文物，其中有7万件都是这家博物馆的馆藏。

2006年开馆的凯布朗利博物馆是一座人类学博物馆，馆藏继承自法国的原非洲及大洋洲博物馆及人类博物馆民族学部门。凯布朗利如今收藏有全世界各地土著民族的生活用品以及文物，比如中南半岛少数民族的扎染和银饰，安第斯山脉美洲原住民萨满祭祀仪式的用品，非洲部落的木雕图腾、乐器和大洋洲的面具，等等。

“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博物馆中，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在信息库公开方面的工作都是数一数二的。”萨沃伊在德国的文化遗产领域工作了几十年，她认为欧洲各国对待自己过往历史的态度不尽相同，“很长时间以来，德国公立博物馆是不愿公开馆藏的，他们会进行系统性的隐藏，尤其是对早年间通过科学考察团和文物走私获得的藏品，他们很怕引起其他国家的追索。但法国不同，相对来说他们对自己的殖民时期过往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并且法国的公共服务部门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所有信息，这‘很法国’。”

萨沃伊顺利获得了凯布朗利博物馆的文物库存清单，但这只是庞大工程的第一步，更难的是要搞清楚这些文物是怎么从非洲来到法国的。“很多文物都是在法国殖民时期通过科学考察团取得的。所谓的科学考察团，通常我们会认为是五六个人组成一队，在某一年进行了一次艰苦、孤独的科学考察远征。但即便对我来说，在调查过程中也被真正的史实所震惊。实际情况是，五六个人组成的小队带着一辆卡车和200名搬运工，每年前往马里、喀麦隆等历史遗产最丰富的地区，将文物运回法国，这样系统性的文物走私和掠夺行为持续了十几二十年。”

但通常博物馆记录的信息只是进入馆藏前的捐赠者或者卖家，再往前的历史就鲜有记录了。萨沃伊以喀麦隆为例，这是她近三年重点研究的国家之一，1884年喀麦隆成为德国的殖民地，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德国在喀麦隆的殖民地被法国和英国接管，直到1960年喀麦隆宣布独立。“德国公立博物馆馆藏的喀麦隆文物都是1919年之前入藏的，也就是殖民时期。”

2023年9月，也就是26件文物回归贝宁一年多后，凯布朗利博物馆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公告，从博物馆的角度对这一事件做了迟到的解释：“凯布朗利博物馆馆藏的7万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物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购买或者捐赠等合法方式入藏的。”

萨沃伊不认同这种声明。“这些当然是通过捐赠进入博物馆的，但在捐赠前它们是如何进入欧洲的，博物馆闭口不提。如果这些文物是在殖民时期来到欧洲的，文物的获取方式一定是在非常悬殊的权利不平等情况下进行的，就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暴力。”

法国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是推动这次文物回归的关键人物之一

“如果说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的非洲文物通常还是通过所谓的科学考察团获得的，那如今英国和德国公立博物馆馆藏的非洲文物，通常则是通过更加暴力的方式获取的。比如德国政府2021年正式承认的1904年至1908年德国在纳米比亚的种族屠杀，总共屠杀了起码3.4万至11万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如果你现在去斯图加特的林登博物馆，可以看到他们馆藏的很多金首饰，都是当时德国军人从屠杀后的尸体上收集的。”萨沃伊指出了这些历史细节。

贝汉津的宝藏

在那份报告中，萨沃伊和萨尔曾列出一份很长的法国博物馆文物清单，都是他们认为可以实现归还的非洲文物，但最终只有这26件回到了贝宁。“比如法国荣军院，也叫法国军事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里的馆藏通常是法国历史上军队打胜仗获得的战利品，因此很多藏品的来源都是值得推敲的。我在我们的报告中就建议将荣军院收藏的一件贝宁长衣归还给贝宁，最终政府没有采纳。”萨沃伊说。

最后回归贝宁的这26件文物是法国政府选定的。“这些文物的历史意义、遗产意义……不不不，这些词太法国了，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应该要谨慎使用。虽然对于贝宁人来说，这些文物确实是历史遗产。”在电话另一边，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非洲馆藏负责人加埃尔·博让（Gaëlle Beaujean）反复斟酌她的回答，“可以说，这些文物，对于贝宁人的先人和祖辈具有纪念意义。”

博让是一位艺术人类学家，她曾是凯布朗利博物馆2009年“阿波美艺术家——与非洲王国的对话”和2017年“非洲之路”展览的策展人。博让告诉本刊，这26件文物曾有一部分在凯布朗利博物馆的常设展中展出，尤其是那些代表达荷美王室的雕像、王座和权杖。最初展出时，它们被当作殖民战争的战利品，后来又被当作古代达荷美王国社会的人类学物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决定在凯布朗利展出这些雕像和王座，首先是因为它们在美学上都有着极高的水平，而非其他因素。”博让说。之前收藏它们的博物馆没有在展品旁注明它们是如何来到巴黎的，而他们自2006年开馆之日起，就在展柜旁设立了一块显示屏，播放专门制作的视频短片，来讲述它们的流传，包括法国军队是如何在殖民战争期间将这些文物带到法国的。“这块屏幕是整座博物馆里唯一一处讲到法国殖民史的地方。流传，本应该是藏品信息的一部分，让观众去了解这些文物的历史，也去了解法国殖民史。”

萨沃伊分析，法国政府之所以选择这26件文物回归贝宁，是因为它们都藏于凯布朗利博物馆，都由同一个人捐赠入藏。流传有绪，属于同一捐赠人、同一年入藏、同一批文物，在司法层面更容易推进。此外，通常欧洲政府归还非洲文物都是选择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但这次不同，这26件文物始终在凯布朗利博物馆重要位置展出，有极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历史、政治意义。

19世纪中叶，在盖佐国王去世后，格莱莱继任达荷美国王，他在位40多年，也是从那时起，达荷美开始了抵抗法国的殖民战争。1890年，格莱莱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贝汉津国王登基，是最后一任握有实权的达荷美君主。贝汉津国王登基一个月后，法国殖民军队登陆科托努，贝汉津积极带领人民抵抗法国的侵略与殖民，并击败了法军。阿尔弗雷德·阿梅代·多德（Alfred Amédée Dodds）将军被从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殖民战争中调过来，成为达荷美殖民战争的新任军队总指挥。战争时断时续，持续了将近两年。到了1892年11月，最终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达荷美军队战败，阿波美皇宫被占领，贝汉津国王于1894年向法国人投降，余生被流放至马提尼克、阿尔及利亚等地，最终在阿尔及尔去世。

1892年，法军攻占达荷美王国首都阿波美，军队进入皇宫，劫掠了大量文物，由于这些文物大部分属于国王贝汉津王室，所以艺术史上称其为“贝汉津的宝藏”。

多德将军于1893年回到法国本土后，分两次将自己所得的26件文物捐给了法国人类博物馆，也就是凯布朗利博物馆的前身。这些文物中包括三座巨型木雕，除了纪录片中一开始出现的国王盖佐的雕像外，还有两座半兽半人形象的木雕，分别代表格莱莱国王和贝汉津国王。

动物形象是达荷美王国纹饰系统中权力的象征。多德捐赠的三把象征权力的权杖，头部也是动物形象。此外还有两个王座、四块皇宫门板、六座移动祭坛，以及一些衣服、裤子等礼仪服装。

凯布朗利博物馆的收藏政策比较开放，他们不仅邀请藏品文物源国的学者来到凯布朗利进行课题研究，还有一套完整的借展机制，将馆藏文物送到多国展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6年，凯布朗利博物馆以达荷美王国的末代国王贝汉津为主题，在贝宁的科托努举办了一场特展，多德捐赠的那26件文物中有一部分就在其中。展览在3个月内吸引了27.5万人次观众前来参观，但与此同时，贝宁人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国家的文物在展览结束后要回到法国。

《达荷美》剧照（Les Films Losange 供图）

2016年，贝宁政府正式向法国提出文物归还的要求，但按照法国的法律，入藏公立博物馆的文物属于国家，不能赠予或转送给其他国家或机构。直到这次，在选定这26件文物之后，2020年12月法国议会投票通过特别法案，才最终促成了贝宁文物回归。

更广泛的文物探索

萨沃伊和萨尔在2018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震动了整个欧洲的文博系统。一些博物馆人士和古董商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文物回归方式。原本全力配合萨沃伊调查工作的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在看到调查报告后，提出博物馆不应被殖民历史绑架。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古董商协会的会长则认为，在收藏界，经市场交易而得的文物被认为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如果这样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势必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基础的市场信念。

那份报告发布距今已经6年了。如果说殖民时期掠夺文物问题曾经只是欧洲博物馆圈内的讨论，是“房间中的大象”，那么随着纪录片《达荷美》的上映并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公众层面对文化遗产的理解也许有了不同。

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马里、乍得已经向法国政府递交了正式的官方申请，要求归还劫掠文物。乍得提出“将凯布朗利博物馆所藏的将近1万件乍得文物归还”，埃塞俄比亚要求归还“3081件藏在法国公立博物馆的文物”，马里要求归还16件文物，马达加斯加要求归还“法国境内全部文物”，科特迪瓦则列了一张148件文物的清单。按照法国政府的官方回复，每份申请都会分别研究，并通过两国专家合作，推动文物回归。

“追索和抗议的出现，使得欧洲博物馆自此进入了一个不平静的年代。以前，欧洲博物馆可以在公众面前展出来源存在争议的文物，但以后博物馆会更加谨慎了。”萨沃伊说。

凯布朗利博物馆从2019年开始启动了一项特别工程，补全1556位馆藏文物的捐赠者或藏家至今空缺的个人信息。从2021年1月开始，他们特别雇了一位历史顾问，专门负责博物馆馆藏历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关于馆藏中100多件来源不明确的文物。这一工作需要持续几年时间。

法国安古兰博物馆现藏有7000件非洲文物。这座博物馆也开始调查儒勒·洛穆捐赠的3000件非洲文物的来源问题。这位已经去世的著名医生、藏家上世纪主要在波尔多和拉罗谢尔活动，参加过无数场殖民博览会，而目前博物馆记录的藏品信息里只有每件文物的使用种族、口语名称和用途，其他收藏信息完全缺失。

萨沃伊告诉本刊，这份报告在德国引起的反响比法国更积极。德国经历过对纳粹和大屠杀的反思，因此在社会层面对殖民史的反思更有准备，社会各界都对纳米比亚、多哥、坦桑尼亚的文物回归问题展开了讨论。柏林的大型博物馆项目“洪堡论坛”宣布考虑归还440件掠夺自非洲的铜器文物的可能性。

2022年11月，英国霍尼曼博物馆启动归还尼日利亚铜器文物的流程

在比利时，政府宣布将向民主刚果送回1885年至1908年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军队掠夺的文物。在荷兰，政府制定了一项针对殖民时期馆藏文物回归原国的法律条例，此外荷兰世界文化博物馆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合作，正在对博物馆45万件文物的递传进行研究。大英博物馆和葡萄牙、西班牙的博物馆还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我们在非洲接触过的很多普通人都表示，他们无意从法国博物馆中拿回所有的文物，因为其中一部分能够很好地传播非洲国家文化。他们所希望的，是让无法前往欧洲的非洲年轻一代也能够接触到这批文化宝藏中的重要部分，让他们能够尽情欣赏，追本溯源，从中汲取灵感，从先辈的创造力中获得启发。”萨沃伊说，“一个方向已经指明，它符合历史进程，但工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