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步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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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大川」的作者曾对五十年代的胡风事件发表过感慨。

1949年，胡风写了一首交响乐式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那诗句那抒情，是说：不仅全中国、而且全人类，在此之前都是黑洞，时间根本就没开始，只有到了某人在城楼子上一声吆喝，时间才正式算是开始了。

马屁不可谓不响、舔功不可谓不精。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5年后，被他狂拍马屁的领袖，下令逮捕他，连他太太一起抓。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

他有什么罪过呢？

据说是因为跟周扬辩论文艺思想，被舒芜揭发，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后来胡风的孩子问他：姓毛的为什么对你这么狠？

胡风说：“…因为他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不佩服、不尊重，就抓、就关。

在秦城监狱关了10年后，对他进行了审判。

抓了10年后，才进行审判。判刑14年。

没过两年，又改判无期徒刑。

胡风的亲朋好友，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但是能拐弯抹角联系上的人，以及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成千上万，都被抓被关，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的家乡，湖北黄冈蕲qi春县，全县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胡风，但是全被停职审查一年，交待清楚与胡风的关系。

在监狱中胡风得了精神分裂症。1979年被释出狱之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大风说，各界名人在整胡风的时候，像非洲草原上最擅长掏肛的鬣狗群一样，一拥而上：

戏剧家夏衍（胡风20多年的老朋友，一夜之间反目）：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地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刀，窥测方向。

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第一个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人）：胡风曾经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这就是他反革命的证据。应该作出决定，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吴伯萧：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作家老舍发文《看透了胡风的心》

作家丁玲发文《敌人在哪里？》

“世纪老人”冰心发文《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发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大戏剧家曹禺发文《胡风，你的主子是谁？》

著名演员赵丹发文《我的愤怒已达极点》；

历史学家翦伯赞发文《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

画家丰子恺发文《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发文《坚决镇压胡风》；

音乐家马思聪发文《胡风——蛀墙角的白蚁》；

这些整胡风的人们，日后还有反右和文革等着他们。一个个都遭受了跟胡风类似比胡风更惨的下场。

大风感慨，洪洞县里，哪有一个好人？

只有一个好人，就是胡风的太太梅志，对胡风始终不离不弃。梅志被抓时，坚信胡风无罪，拒绝划清界限，放出来之后几次探监，又要求重返监狱陪伴胡风，二十多年冤案中，她一直陪伴他照顾他，最后送走他，最后晚年又为平反胡风冤案奔走呼吁。梅志最后活到了90岁。

梅志，是中国女性的勇敢、坚韧、诚实、正直的化身。

不由得记起一句话：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厦门大学七七级中文系毕业的陈徒手，在其《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

《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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