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政府怎么过“紧日子”？成效如何?（图）

一支笔、一瓶水、一张纸……近些年来，各地方政府坚持过紧日子，将降低行政成本落实至极细微之处。

政府过紧日子，是为了换百姓好日子。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也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集中财力办大事。

正如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所讲，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近期，各省份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陆续公布，各地均在强调2025年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等，以腾出更多资金用于支持民生和重大战略任务。

这也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严禁铺张浪费，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的要求不谋而合。

可见，“紧日子”方针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

那么，各地过紧日子的成效如何？今年又如何继续过紧日子？钱该往哪里花、怎么花？

各地过紧日子成效如何

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

近些年，各级政府过紧日子新规不断出台，规定之“细致”，甚至上了热搜。

比如北京提出，党政机关会议不再提供瓶装矿泉水。苏州要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上不安排公务用车保障，公务接待安排在机关食堂的，原则上提供同餐次职工餐菜品。安徽规定，文件、资料一律双面印刷；严禁同城接待，优先选择单位食堂作为接待场所，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开会不发文件袋、笔记本和笔。安徽甚至还规定，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不带助手，同一单位跨县（市）参会人员不能超过一人……

显然，“过紧日子”不是“唱高调”“喊口号”，而是通过一个个细节、一桩桩小事入手，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

不仅如此，为了让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近些年各地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福建、黑龙江、北京等多个省份发布过紧日子相关规定。

那么，政府过“紧日子”的具体成效如何？

从中央层面来看，202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比疫情前2019年下降了20%，各级财政用于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支出比2019年增长25.5%；2020—2022年中央部门支出连续负增长，2023年也只略增了0.8%，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以支持地方保障民生、促进发展。

从地方来看，各地发布的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多个省份压减费用达到数十亿元。

如重庆去年全市压减一般性支出54亿元；天津全年压减非必要支出87.6亿元；吉林去年落实12条过紧日子措施，全年一般性支出减少65亿元，下降16%，其中委托业务费支出压减超40亿元，下降近50%；浙江全省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预算压减6.8%；四川省一般性支出预算下降3.6%，“三公”经费连续11年下降……

不过，全国各地在表示“习惯过紧日子不放松”“推动过紧日子成为常态”“持续强化监督”时，也要避免一些误区。

“要防止对过‘紧日子’的情况进行不科学考核和检查，防止支出‘过紧’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缩水，如要求压减支出年年都要有新的成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财政审计研究室副主任张彬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示。

“如果一个地方过紧日子的理念从一开始就落实得比较扎实，几年之后，‘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可能都已经在最低水平运转了，压减开支上很难再体现明显增量效果。考核和监督是必要的，但必须要在科学设定指标和实施方式的情况下进行。”张彬斌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健全过紧日子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推进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健全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

“要明确以最经济的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标准是什么。在不发生‘或可’支出的同时，保障必要的运转支出，实现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张彬斌称。

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

中央要求——“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摇，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今年2月，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署名文章中表示。

他继续称，重点加大对稳就业的支持，促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和重点群体就业问题。加大对提振消费的支持，推动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保体系、改善消费条件。加大对教育人才、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支持，增强政策协同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可见，过紧日子的逻辑，在于将财政资金转化为撬动发展的支点，将更多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最需要的领域。

其中，张彬斌特别关注“投资于人”。在他看来，政府方面要扎实实施好“投资于人”的要求；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真正有困难的群体兜好底。

“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一些基础领域，甚至要在均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优质、均等，如基础教育、公共就业服务、养老、育幼、医疗等领域。”张彬斌说，“兜底性支出方面，应在精准性的原则下，做好动态监测识别，按照分类分层的办法为困难群体提供保障，既注重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又注重支出的激励性效果。”

“要正确看待当前收益与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投资于人”不会像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对投资或者GDP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其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巨大的收益，对整个社会都有明显的正向外溢性效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剑则关注“补短板”问题。在他看来，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短板可能不同，要因地制宜，把制约本地经济发展的短板找出来，把资金重点花在这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比较大也是一项挑战。

不过，张彬斌对此很有信心：“经过多年的实践，政府坚持过紧日子，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地方能够适应在紧日子的环境下开展好谋发展和惠民生的工作。”

“整体上看，地方政府有能力应对这些困难。”张彬斌称。

他补充道，地方政府可以及时分配、用好中央下达的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并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安排好地方级财政资金。健全保民生、谋发展等领域资金要素需求的优先序，对重点领域给予优先保障，在解决急需急迫性需求的基础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梯次提升。

同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政府方面仍然大有可为。“比如，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再如，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据实际情况安排相应的支出等。”张彬斌介绍。

具体到项目资金使用方面，苏剑则称：“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因当地对经济认识有偏差，或对项目理解不到位，从而影响资金利用效率的行为。比如可以通过专家库或者通过课题招标的方式，协助本地更全面、深入判断当地经济情况。同时，在招投标机制方面，要透明公正。”

此外，他还提到地方政府要健全激励机制，引导更多民间资本民间力量参与民生领域建设和服务供给；坚持不断完善地方的发展软环境，处理好当前收入和培育未来收入的关系。

“特别是要处理好通过变现资产资源等措施以扩大当前非税收入与培育税源之间的关系，重点是要为企业等经营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环境，促进税源壮大，不断提高收入质量。”张彬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