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富人的钱都是国家的 公众没必要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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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慈善家》杂志第8期封面图
近两年来,宗庆后三次接受本刊专访,谈他对财富的态度、对慈善的理解。他建言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中产阶级社会。他深谙企业家的社会意义,称“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未来,他“比较有信心”,认为“未来十年很关键”
富人的钱都是国家的
《中国慈善家》:作为中国内地首富,你怎样看待富人与未富人群的关系,富人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助到穷人?
宗庆后:我认为应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的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调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发展很快。欧洲现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策略,其实也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就都不去干活,不去创造财富了。目前西班牙失业率很高,政府没办法,只好给每个失业者补贴600欧元,而有工作的人也只能拿到1000欧元左右,交了税只剩下600欧元,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工作了。
社会要营造勤劳致富的氛围,有钱人应该帮助没钱的人共同致富。有钱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现在,这个群体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帮助未富裕人群致富。但是,如果光靠救济,人会越救越懒,永远无法脱贫。因此,要给他创造一个致富平台。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则需要给他们一些直接的救济。
《中国慈善家》:现在,社会上存在着部分富人为富不仁的现象,公众对此甚为不满。同时,富人也深感自己的财富不安全。为何会出现穷人和富人都觉得不安全的社会现状?
宗庆后:为富不仁确实存在,但毕竟不是主流。实际上,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已经走到回报社会的阶段了。创业初期,为了生存,这个群体可能会不择手段地去创造财富。等到财富达到一定量级后,为了体现人生价值,获得公众的尊重,同时也为了让自己的财富更安全,他们会选择帮助贫困人群致富。
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一个人解决了自己的温饱等基本物质需求后,会把更多的财富投入到社会发展中去,因为他吃不完、用不完。他会再去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税收,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事实上,只有自己消费的那部分财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超过一定界限的财富都是国家的。因此,公众没必要仇富,杀富济贫导致的后果是,有钱人带着资产移民到国外,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我认为,富人的财富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中国所有的财富都是国家的。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来,你三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坐拥巨额财富,你却表示要继续工作20年,为什么?
宗庆后:我对“首富”的头衔没有太多感觉。因为我没有权钱交易,财富都是清清白白的,也就不怕被评为首富。当然,它也给我带来一些方便,比如我现在做国际精品贸易,到外国谈代理合作就比过去方便了许多。
对我而言,巨额财富只是个数字。我现在的消费水平比我的员工还低。第一是没工夫消费,第二是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当然,这笔财富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一个体现。
坚持继续工作,应该说,这是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我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一下子停下来会很不习惯,感觉很无聊,寿命都会缩短。当然,年纪大了,可能会适当降低工作强度。但现在身体还很好,所以强度就没降低。
你问我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强烈的危机感。做企业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从事的是快消品行业,只有不断快速发展创新,才不会落伍,晚走一步就可能落伍了。落伍以后再想翻盘,难度会大得多。所以我现在拼命工作,拼命找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提到,西方的慈善主要是为了避税,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慈善。但现在西方的一些富人,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也确实拿出了很多钱,做出了很多改变。对于他们做的这些改变,你怎么看?
宗庆后:西方人做慈善是可以免税的。在美国,很多人的资产是交税交掉的,他们的后代因为交不起遗产税,只能把遗产赠送给国家。
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家很多情况下都是“被慈善”。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恢复这个传统,但不应该以捐款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不能说捐得多才是慈善,哪怕捐几分钱,也应该算慈善。就目前来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比较好,它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做相应的配套工作,从而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光靠一个企业是做不到的。当然,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天下。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
《中国慈善家》:我们看到你的书架上有许多历史书籍,通过这种阅读,你有哪些有趣的发现?
宗庆后:我的确比较喜欢读历史书。通过读历史书,我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历史上,中国在很多朝代都是世界强国。但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经历了近100 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受尽了欺凌。历史有时很奇怪,我们当时有4亿5000万人民,却打不过八国联军的3万人。其实,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不够团结,喜欢内斗。
毛泽东看历史书,主要是为了维护政权,我看历史书,是有醒悟的因素在。清朝的帝王里面,雍正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位。现在的中国特别需要一个雍正式的人物整顿吏治。康熙后期,国家其实已经不行了,如果没有雍正时代前后40年对吏治的整顿,乾隆根本起不来。但历史对雍正的评价就是杀的人太多。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从贫穷落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中华民族还是非常优秀的民族,只要团结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还有很有希望的。
尽管现在中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但还不是强国该有的地位,外国还在暗中欺负你、限制你的发展。这不是真正的强大。所以未来十年很关键,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很多国家将陷入经济僵局,腾不出手来压制我们的发展。这时,我们更要团结起来,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后,人家就不会再欺负你,而是会羡慕你、尊敬你。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德国,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有光头党人过来要打我们,幸好被警察及时制止。当时,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还攻击中国。现在的态度好了很多,但骨子里仍然看不起你,只想赚你的钱。
眼下,很多周边小国都来捣乱。菲律宾前段时间还对中国提出了不合理的领土要求。如果我们真正强大了,谁还敢跟我们提那么多无理要求?
《中国慈善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福布斯富豪榜上前几名的企业家看作偶像,我们也了解到你的故事很励志,作为中国首富,你怎么看待自己前后半生如此大的起伏,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来?
宗庆后:我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机会,也不是太上进,理想和目标经常变。人还是需要有个信念的,一旦机会来了,就努力奋斗。现在来看,我感激那个时代的,那时机会比较多,就是心态上要有所准备。现实一点来说,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做出成绩,就会获得别人的尊重。
对于现在的轻人来说,机会没有我那时候多,这是个现实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想要有机会,就得去创新,创新才有机会。首先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从小处做起。其次,心态一定要好,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第三,要受得起挫折。当然,政府也要照顾一下年轻人,所以我在十八大上提出过一个建议,希望政府关注一下80后和90后的问题。80后的生活压力主要是房子,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建不起一个窝,90后的问题则是学杂费太高。政府应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在80后、90后主导的时代才能实现。
《中国慈善家》:那么,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你说未来十年很关键,年轻人应该为接下来的十年做哪些准备?
宗庆后:年轻人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社会在不断进步,需要人才不断去创新。80后、90后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比我们这代人丰富,视野也比较开阔,但就是太急躁了。要知道,很多人过的苦日子比你更苦,经历的苦日子比你还长。当年,我在校办企业做业务员,到处跟人家谈生意,多次被别人看不起。所以,你不可能大学一毕业就拥有一切,这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我37岁从农村回城,42岁开始创业,用26年的时间,才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因此,不要急躁,保持良好的心态,只要心中有切实的目标,机会还是有的。像我刚开始卖冰棒的时候,压根没想到会把企业做到这么大。
今后的年轻人,如果往职业经理人方向发展,会比较有前途。因为今后的企业肯定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而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还没有真正起来。一是职业道德有问题,二是业务水平不达标。未来,职业经理人将会获得很高的收入和期权。
《中国慈善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你觉得政府层面应该怎么做?
宗庆后:中央现在提出的发展方向都是对的,至于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关键要看能不能执行到位。我对中国的未来很有信心。中国政府必须强势开明,加强决断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做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果这样,国家将会很快繁荣富强起来。纵观历史,每个朝代刚开始都是先进的、上升的,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往下回落。因此,共产党只要及时发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正,国家社会就会不断进步。
唯有改革才有出路
《中国慈善家》:今年的经济增速有些放缓,作为深度参与市场竞争的民营企业主,你认为政府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宗庆后: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国务院提出要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这等于是打破垄断,真正开放市场经济。但现在进展太慢,且方法不太对头。你让一个部门去改革本部门的审计制度,它怎么会轻易开放?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成功的希望比较小。所以,应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审批权限和项目,并公布于民,其他的全部开放。
现在的审批制度到底有多少项,谁也不清楚,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改革,根本无关痛痒。改革的目的是要打破垄断,让民营企业、民间资本进入,这样就把经济搞活了。改革开放最早的成果就是六个字:放权、让利、开放。
《中国慈善家》:“放权、让利、开放”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怎样做才能切实落实这三点?
宗庆后:要搞活经济,首先就要开放。现在什么都需要审批,没有真正开放市场。审批的过程中又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权力寻租、腐败滋生。
要避免这些弊端,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要进一步优化分配,不要继续把钱都先收上去,然后再转移支付,造成跑“部”前进,这样又会产生腐败。依靠中央部委少数几个人管理全国经济,是不现实的。明智的做法是,给地方政府相对充分的财政空间,余下的再收归中央。
此外,政府还应该给企业“减负”,减少企业的税费。现在,企业的税和费都比较重。其实,企业的税收应该由中央决定,减免税费应该由地方政府去掌握。不能再随便乱收税费了,应该给企业喘息的机会,让它们有发展的空间。
政府也不能再投资了。税收那么高,还拼命乱投资,这样很难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政府卖土地、搞基本建设,把房价也卖高了,不仅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现在,网上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且是有文化的年轻人。
精兵简政也是政府的一条出路。纳税人负担的公务员数量太多了,其中的一部分还不干事,聘请一批临时工帮他们干活。
最后,应该降低老百姓的税负。我们不是提出要培育中产阶级吗?可你刚给他提高点收入,却又通过个人所得税把增加的收入拿走了。如此这般,中国何时才能进入中产阶级社会?
《中国慈善家》:外界传闻你在管理企业时很“独裁”,会不会在自己的企业中也尝试“放权”?
宗庆后:事实上,我们内部现在也在培养职业经理人。我本人也在改变工作方法。我做事比较细,布置工作也比较细,但这却导致员工的依赖性比较强。
所以,现在我正逐步放手让他们自己做。虽然有些事情,我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做好,他们做一两天都不一定能做好。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与国外大企业相比,我们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与自己以前相比,我们现在的效率确实降低了不少,因为企业变大了。以前我说干就干,现在需要培养下面的人。另外,自己也忙不过来了。
《中国慈善家》:因逐步放权导致企业效率降低,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个痛苦的过程?
宗庆后:这是必经之路。必须把下面的人培养起来,同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未来。
《中国慈善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面对现在“二代”们纷纷接班的现象,你如何看待你的女儿宗馥莉在家族财富中的角色?
宗庆后:“二代”里可能有一半不会接班,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眼界、文化、看问题的视角等,都和父辈们差别很大。另外,不一定非要“二代”接班,管理层一样可以接班。娃哈哈的企业规模比较大,也比较现代化,所以她(宗馥莉)可能愿意接班,我会让她自己做决定,给她一个独立的空间。
我对未来比较有信心
《中国慈善家》:未来十年,这段社会发展期对中国和娃哈哈分别意味着什么?
宗庆后: 接下来十年很关键。搞得好,中华民族就复兴了;搞不好,就可能会衰退。社会已经进入了大企业、大资本瓜分市场的时代,因此,未来娃哈哈在国内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我对此比较有信心。20多年的商业征程中,我的商业直觉还算不错,没有过大的失误—有大的失误,企业就活不下来了。我现在拼命赚钱也是对的,赚钱后再去不断发展。把赚来的钱放在银行,是很愚蠢的行为。
我们现在很有机会,中华民族复兴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再过二三十年,机会就少了。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把商业零售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业务来做,但据我们了解,娃欧商场的发展势头似乎并不是很好,你为此忧虑吗?
宗庆后:我想做的,是一个类似万达那样的综合商场,集吃喝玩乐于一体,有很好的购物环境。我希望开的是工厂的直购店,在缩短销售通路的情况下,价格能稍微低一些,工厂也能盈利。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把价格挤下去了,造成制造业大洗牌,在大厦出售的产品,很多都是亏本买卖。我要改变这种运营模式。
娃欧商场的业绩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商业地产,在杭州也没有租到好的地段。所以我才要搞特色,不搞特色就做不起来!不过,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结构转型。娃欧商场后面会出现一些办公楼,一些政府部门也会搬过去,下面则是个未开通的地铁。每一家商场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新的产业链也是慢慢形成的。
应该说,进军零售业和我之前做的饮料生意是相通的,经营商场对我来讲是很轻车熟路的事情。我相信,一、二、三、四线城市都有竞争,哪里有竞争,哪里就有发展。模式做出来之后,复制起来就比较快了。我的工厂也是这样复制出来的。
《中国慈善家》:对你而言,生命和财富哪个更重要。你怎么看待得到和失去的关系?
宗庆后:肯定是生命最重要。没了生命还剩下什么?人要活下来,才会有其他,死了还有什么东西?
对我而言,失去的是生活享受,得到的是事业成功。我目前的状态比较好,没想要去享受什么。工作一忙起来,就没时间想其他东西,只想把事情做成功,只动这个脑筋,其他的一概不想。人要专注才会成功,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肯定不会成功。现在的年轻人急躁了点,想得太多,碰壁也就多,久而久之就丧失信心了,牢骚满腹。其实成功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于幸福和享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每做一件事情,成功了之后就会感觉很幸福、很自豪,而有的人则可能认为,有好的物质生活享受才会感觉幸福。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说过,要把中国的娃哈哈做成世界的娃哈哈,这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另外,娃哈哈会上市吗?
宗庆后:这还有个过程。我们要先把中国市场做得更大,然后就容易成为世界老大,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慢慢做吧,我感觉时机还没到。等中华民族复兴了,中国变成世界头号强国了,再到国外去投资就比较方便了。
娃哈哈不大可能上市,因为现在的股东太多,要把员工的股份全都收回也不太现实。娃欧商场可能会上市,因为它投资比较大,加之我比较看好零售业。
《中国慈善家》:回望历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今,提到洛克菲勒,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提到福特,会想到福特基金会;提到陈嘉庚,会想到厦门大学。多年以后,你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你?
宗庆后:我不需要考虑这个东西。关于后人的评价,我不刻意追求。如果过多关注别人的评价,反而会受束缚。对于慈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力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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