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10年探索中国三农: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寻找中国的三农“解药”
综合农协试点,在杨团看来,“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它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牵涉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机制都会产生冲突,但杨团觉得,非如此,不能实现中国三农的现代化,为了这个目标,这个“红二代”已经探索了10年
2013年10月的最后几天,64岁的杨团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刚从大巴山考察回来,就参加《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又赶到山西永济,参与农协成员的培训。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
失败的洛川实验
杨团的乡村实验的起点,始于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
洛川县有20万人口,农民有16万人,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2002年时,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200元,大概仅相当于大城市一个月的薪水。
当时,恰好国家在那里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但杨团发现,国家的新农合,一般只覆盖大病,而对于洛川这样的贫困地区,农民的很大负担是日常小病。她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的医疗合作体系: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将原本交给政府的每人每年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改缴给新成立的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用作全镇的社区卫生统筹基金,覆盖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缴费农民在社区所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当地农民称国家试点为“大统筹”,社科院试点为“小统筹”,认为大小结合是最优选择。
但这项新体制对旧有的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2003年底,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认为,洛川“小统筹”不恪守大病为主,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有损农民长远利益,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试点。
但杨团不死心:农民的支出没有增加,得到的服务好了,为什么不能继续?她几次回洛川,总有些村民拉着她闲聊,有的开心地说自家因为有了“小统筹”,就医买药省了不少;一些年纪大的干脆称呼她是“观音菩萨”。杨团感到了“责任和承诺”,“我总不能半路撂挑子吧。”
2004年,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二次启动了,杨团还找到香港乐施会,募集资金维持着“小统筹”的运转。
为了避免与国家的新农合冲突,2005年,农医合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每个农民在按照政府要求交纳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钱外,专门向农医合另缴10元进入基金。号召发起最初,全镇农户中的52.33%都缴了费,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70%(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12%),缴费总额达54260元。这意味着,“小统筹”实验获得了常驻人口中绝大部分的支持。
然而,支持却没能延续。到2007年,农民的缴费率降到了11%。杨团四处走访,发现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下滑,农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信任、不满意。为了挽回败局,杨团和课题组同事想了个办法,在随后3个月,采取多种措施对试点镇卫生院严格考核,可是,仍未奏效。
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杨团说,旧县镇卫生院当时有26名在职人员,国家发工资的13人,上班的却只有8人,有处方权的只有3人。卫生院不能解聘国家人员,也无法将他们派往社区卫生站,只能为农医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招聘。但两个体系在经营目标、人事制度、成本考量、管理运作、考核指标上完全不同,都由乡镇卫生院管理,“长此以往,为了机构的利益,卫生院长势必会更关注卫生院,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杨团说。
杨团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或改革原有的镇卫生院,或自办公益性的农医合卫生服务中心。考虑到改革原有机构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小统筹选择了后者。但是,由于资金、人员、运转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在短期内提升了“小统筹”的自愿参与人数,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务质量下滑,杨团一度只能以研究经费中的劳务费独木支撑,却终究没有挽回败局。
没多久,乡镇卫生院院长换届,新院长没有与农医合合作的意愿,“小统筹”试点宣告结束。
“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洛川实验失败了。
杨团意识到,单一的医疗合作社行不通,因为农村的问题是整体的,任何一个单项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
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实地考察,寻找“解药”。走了几圈后,她发现,那些乡村里存在大量的跨村镇村民联合组织,既是经济合作社,又是乡村公共服务NGO,“其实就类似一个社会责任企业”。杨团起了名字,叫“综合农协”,“就是又综合生产力,又综合资本,生产生活一体办的小农户互助自治组织”。
很快,杨团就找到了愿意实验“综合农协”的地方。
2007年4月,湖北建始县县委书记带队到社科院拜访杨团,杨团说起“综合农协”的想法,县委书记当即表示:可以到建始来试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设在建始县三里河乡河水坪地区的“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开始了。
按照杨团设计的框架,建始试点有两个主体,一是县委县政府,二是农民自治组织——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此外,还有慈善NGO、社科院、企业等组成的联盟,为试点地区做理论与经费支持。
杨团本以为,这次试点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自上而下,应该比洛川要顺利得多,然而没想到,“新农协犹如巨浪里的一叶小舟,从来未曾平静过”。
因为害怕村干部在农协中行使手中的权力,杨团设计的章程规定,新农协理事会成员中,村支两委干部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不过县、乡政府都强烈反对,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不对村干部进入理事会的人数做规定,只明确规定,理事长不能兼任任何一级党政负责人。
但“摆平”了政府,却无法“摆平”农民。第一轮选举,几乎全是村干部入选,一了解才知道,选举前有村干部自己召开了农民代表小会,告知投票的指向。杨团等人只好宣告此轮选举无效。
第二次选举,9名理事中入选的8位是村干部,只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民。按照章程,这位从未做过领导的农民就成了理事长。
“结果理事会成了‘一只羊领导一群狼’。”杨团说。尽管多方保驾,但有效的决策一直难以形成。
新农协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系“最为复杂”。在理想状态里,新农协应该既能保持独立性,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执行和监督,又能通过与政府经常沟通,得到信任、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资源。
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新农协成立后,县政府领导换了两届,乡政府领导换了四届。“每一届领导对新农协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同。”杨团说,比如原本应该选举产生的总干事,领导直接下令调换,每次杨团都要亲自沟通,请领导收回成命。
项目资源上的利益争斗也很厉害。杨团举例说,县政府早期支持新农协的二元母猪基地的项目,总投资50万元,但也有些人想要从中捞些油水,于是从项目选址、经营方式、场地建设、负责人选等所有环节,都有人想要插手:杨团和新农协希望项目能使会员广泛受益,但政府主管干部提出要承包给他们指定的大户;在选址上,理事会中的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意见完全相左,两轮投票后,前者占了上风,当政府要直接拍板时,新任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人突然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双方妥协,延迟决策。
最终,这个2008年立的项目,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实施。
争斗加深了新农协与政府的矛盾。延期期间,县主管领导几次要撤销项目,新农协四处奔走,“一年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
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如今杨团说起,不禁唏嘘,但她从没有放弃,“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尽管艰难,但杨团总会在失败与坎坷中看到一丝光明。
洛川实验失败后,农医合的一名叫张顺义的理事不甘心,打算独自在更小范围内做点努力。2008年3月,他在洛川镇西村成立了“西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个小小的分支一直在缓慢地发展,2010年末,西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张顺义和农医合原理事长一起,筹建了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
在杨团看来,这是向真正的综合农协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让她坚信,经济合作与社会公益结合的综合农协,并非没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小规模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各地都有。这让杨团相信,这样的发展方向,符合当前中国农民的需求,也因此萌生了帮助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经验的想法。
2005年11月,在杨团的倡导下,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家”网络联盟,2010年又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简称“农禾之家”),通过培训、论坛、咨询等方式,帮助各地农合组织交流经验、探索创新。
这一年,杨团已经年过六旬了。但她常常为了农协的事情通宵不睡,第二天还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场上。为了开会、研讨,她可以不吃饭、不休息,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这个铁人老太太”是“在用生命做公益”。
和杨团在综合农协事业上合作11年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炳耀说:“杨团这个人,家国情怀很重,她总觉得自己身负重任,有义务去改变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
杨团不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如同过去一样,她只要到了农村,同农民接触,就会深感身心舒畅。2013年深秋,她在山西参加农禾之子的二期培训,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为成员们拍照,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
照例,第一节课由杨团主讲。杨团在这节课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乡工。
“为什么不用社工?”杨团解释说,“社工是个专业,有门槛,有认证,但没有经济内涵;而乡工是本土化、职业化、有经济和社会内涵的职业工作者。但能结出什么样的果,还要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