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控不是病，不需要立法打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对当下“微博控”、“偷菜狂”、“发帖癖”三大“新型网瘾”的泛滥表达了不小的忧虑，他们呼吁从行业自律和法规建设层面消除网络成瘾的陷阱，同时要倡导健康有益的网络文化。这些代表委员认为，患有新型网瘾的人绝大多数是心智成熟、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白领、公务员，这些人把过多的时间用于微博、“偷菜”、发帖、置顶，以至于在网络里“活蹦乱跳”，现实中萎靡不振甚至精神烦躁、焦虑。（《新快报》3月7日）

　　谈论网瘾，特别是“微博控”等所谓“新型网瘾”，需要首先认识到一个常识：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造成人居住、工作、休闲等生活方式转变频率加快，人们用于现实中的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时间下降，甚至造成兴趣下降，这是中外各国近百年来的趋势。很显然，报纸、电视、互联网等陆续出现的新兴媒体，只是这种转型的一种推动力，绝非全部。

　　反过来还可以说，正是因为许多人在现实中感觉到难以融入、适应环境，所以选择通过媒体平台来重新建立一套个人社会交往的网络，重新构建社会资本，这是很有上进心或自我解压意识的表现。比如，一些白领、公务员着迷互联网社会化媒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僵化的工作环境、过重的工作压力让他们难以负荷，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或“偷菜”网站，他们也会自行寻找别的解压方式。此外，也有很多网民受控于各种原因，很难获取足够的社会承认，互联网成为他们没有压力、不受歧视而尽情表现自我的平台，让人们为此变得更为自信、业余生活更为充实。

　　人们即便对一些事物产生嗜好着迷，多数人也具备足够的自制和自我调整能力，因为暂时的沉迷而导致的损失，也愿意为不当的自我选择而承担成本，不需要国家力量的过当接入，政府和行业组织真正应该做的，是强化对容易诱发沉迷沉溺的事物的评估，强制企业尽到全面披露的义务。

　　而对于自制力等方面较弱的少数人，如果也不属于未成年人，其表现只要不涉及对公共秩序、伦理和法律的普遍挑战，也应通过舆论引导等方式督促其自行调整，倘若动不动就要启动公权力对公民的生活选择进行干预，出台一些譬如限制微博、论坛、博客每日发帖数，限制网上“偷菜”上线时间等稀奇古怪的举措，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反向刺激作用。

　　我注意到，该篇报道中，有政协委员提及所谓网瘾、新型网瘾的危害时，采用了“案例比比皆是”、“几乎没有规范”、“大行其道”、“直接…体现”等非常模糊的界定和描述，并没有列出具备可信度的数据，更谈不上符合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常识和原理的严谨分析，可以认为只是一个感性的愿望，完全不应当据此上升为立法的依据。

　　在我看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其关心“微博控”一类的网民自行选择行为、及其缺乏依据的危害问题，倒不如寻根溯源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网民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卸下压力、放松和展示自我，现实社会给予普通人的表达渠道是不是太过狭窄了，体制、环境带给年轻人的生存发展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如果真要把互联网像一些呆板有余、活力不足的单位那样严密管起来，让网民也像线下那样正襟危坐，倒是大概不会有什么“微博控”、“发帖癖”等行为方式了，大家一言不发……会不会有人议论，网民正襟危坐的姿势不太正确，很有碍观瞻和人体工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