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袭案华人亲历者:为克服恐惧实名受访

《查理周刊》恐袭案华人亲历者详述遇袭幸存经过

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之前，两名恐怖分子曾闯入《查理周刊》隔壁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王方辉恰好在签收快递，与他们撞个正着，并被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以冲锋枪指头。1月18日下午，北京，回国处理事务的王方辉，向凤凰网详细讲述了他所亲历的惊险一幕。


谁也说不准不会给我一枪

怎么也没有想到电影里的情节会在我的生活中真实上演。

那一天（1月7日）大约11：20，我正在签收快递，听到门口有些响动，转身一看，两个手持冲锋枪、身着防弹背心的黑衣蒙面人出现在面前，脑袋“嗡”的一声，想是不是执行特殊行动的警察。此时，邮递员已经吓呆了。

其中一个蒙面人迅即转身出门，留下另一个——就是视频里看到的一枪爆头警察的那个（因为只有他是全黑装束，另一人的防弹背心上有咖啡色带子），用枪指着我的头厉声说：“蹲下，蹲下！”

我没反应，哆嗦着傻问：“你们是谁？”他说了一句：“别害怕，不会伤害你们”。这名恐怖分子四下看了看，再次厉声说“蹲下！蹲下！”，随即抬手向我们旁边开了一枪。

这枪穿过一扇门，在玻璃窗上留下一个弹孔。这是《查理周刊》恐袭案的第一枪。我现在亦很奇怪，他开这一枪是为了震慑我们吗？不担心枪声会引起警觉？从他的举止和说话腔调看，他们很冷静。

枪响之后瞬间，我极度恐惧，眼睁睁地盯着指向我的枪口。我后退一步，高举双手，连声说：“Ok，OK”，这时我脑子里闪过是抢匪的念头，但即使这种场面，也从来没想过会真的发生。

就在极度恐惧之时，这名恐怖分子似乎得到了（外面）同伙的示意，迅即离去。

他们一走，我心里骤然放松，腿却发软。赶紧拉门关上，关门时清楚地看见是两个人，背对着我喊叫着向楼道另一端冲去。后来在警方询问时，我确定看到的是两人，而不是各种传言中的三人甚至更多。

这时我的一个法国同事才从关着门的里间出来，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法国女同事就在被击中的门后面伏案工作，子弹从她的身后半米左右穿过。她一个下午都给吓得想想就哭。但当时我的两位法国同事都没露面，在杀手眼里，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女邮递员。

由于那一枪，我们的房间里弥散着硝烟味，赶紧打电话报警。就在我们报警的时候，连续听到枪声，很快就响成一片。我们在报警电话里对警察说：“有两个蒙面人进了我们办公室开了一枪，请你们赶紧过来，这里是某某街某某号，请你们快点过来，他们在到处开枪……”我们报警和连续枪响相距也就一分来钟。



后来得知两名恐怖分子短时间内枪杀12人，他们进入10号楼之后，先是将一个楼道维修工打死，另一个生命垂危，他们和查理周刊毫无关系。为何惨遭毒手，是不是妨碍了杀手？谁也说不准，他们会不会给我和快递员一枪……

恐袭之前数月警车曾在楼下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何会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和《查理周刊》在同一栋楼里，楼里有七八家公司，我们是6号门，《查理周刊》是10号门，两边各自有电梯，我此前也从未到过10号门。后来才知6号门和10号门之间有一个内部走道相连。他们闯入我们办公室，难道是来找这个走道？但有目击者看到他们是从6号门出来后又进入10号门的。只有等警方最后确定他们的路线了。

恐袭之前数月，曾有警车在10号楼下停了三四个月，我们得知是来加强《查理周刊》保卫的。但并没有重视，还开玩笑说《查理周刊》搬来，把警察也招来了，弄得我们都不敢随便停车。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完全没想到真会有危险发生。

密集枪响之时，我还趴到窗户边上往下看，法国同事把我拉离窗户。大约15分钟后，警车、救护车出现，我们下楼，送走邮递员。半个小时后，整个街区已经封锁，我们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我们都被集中到对面的一个小剧场里，警察、消防队、医疗队、心理医生等逐个登记。当时里面的气氛太沉重了，很多人在低低哭泣，其中一位家属情绪失控。

在里面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我向门口的警察借口出去抽烟就回，回到办公室。

枪手杀完人在现场高喊口号“替先知复仇了！”想起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形象，很轻松。大家看到最多的是那位已经举起手被补枪爆头的警察，这位警察是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的巡警。在这次事件中，另有一名被派来贴身保护《查理周刊》漫画编辑的警察在编辑部里被打死。

第二天精神很难集中

与警察一起到来的还有心理医生，我也在安抚之列。心理医生问我情况，我如实回答，“感觉还好”。

配合警方调查，晚上9点多，我才得以走出警戒线。回家的当晚，我一夜不语、一夜未眠。第二天精神很难集中，说话说着说着就开始走神。

心理创伤肯定会有。很难想象那位被胁迫开门并目睹同事被枪杀的女漫画家，承受的是怎样的心理创伤。她去了趟幼儿园接孩子，在楼道里遭遇枪手，并被胁迫打开办公室大门密码。

第二天（8号），全楼封闭。第三天，也就是9号，我们被特许进入6号门工作，回到了办公室。再回现场，还是心有余悸的。

这一天，我第一次从内部通道去了10号门区，10号门外有警方把守，楼里空无一人。下到第三层，就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沿着楼道里的血迹，就到了《查理周刊》编辑部门前。编辑部的门很普通，并没有特别的标识，没有《查理周刊》字样，只有一张打印的纸张，上面写着“逃脱者编辑部”，是漫画家的幽默吗？因为《查理周刊》此前也受过燃烧弹的袭击，不过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一次，他们未能逃脱。

10号，我们几个中国同事原路来到，在《查理周刊》门前点燃蜡烛，放上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是查理”。

我之所以这么短时间回到办公室，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克服恐惧站出来接受采访

当天（7号）晚上，我就收到要求采访的手机留言。第二天，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媒体圈的朋友很快得到消息，恐怖分子首先袭击的是我们那儿，我和他们有正面接触，纷纷提出采访要求。

身边的朋友都劝我不要接受采访，我在国内的父母也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出头露面，担心我受刺激，担心安全，甚至提出让我先回国……

在经历极度恐惧之后，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更何况此时制造血案的两名凶犯还在逃，且巴黎又发生了新的袭击。

那一晚，我想了许多。这种恐惧更多是心理的，我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战胜恐惧？如果我不站出来，可能永远无法战胜这种心理恐惧。还有一点，我自己也是媒体人，拍过纪录片，亲历如此事件，如果不能站出来见证，可能以后我对自己的工作都不再有自信。站出来，既是自我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向法国社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华人和他们也是共命运的。

恐袭案第二天，也就是8号，我回到现场，接受了法国最大电视台TF1采访，做了3分多钟的直播采访，又做了午间和晚间新闻。全法国都知道首先遇袭而又幸运地活下来的，有一个华人。

电视台的人说，如果我有要求，可以脸上打马塞克，甚至声音也可以处理。我想既然站出来接受采访，就彻底一些，不打马赛克、声音不做处理，并在画面上公开了真实姓名。但在身份上回避了公司和职务，只留了“邻居”。我觉得这种事件，不该有任何炒作公司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