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总裁张涛：新局面呼唤新对策

【财新网】（记者 李增新）一到秋季，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审视全球经济、提示风险、给出政策建议的时点。今年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秋季会议在本周召开。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走强，新兴市场在面对美欧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比以往更有准备，今年的议题也更着眼于长期：是什么造成科技进步下生产率提升减速，怎样看待新出现的“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存在哪些缺陷，是否还有必要维护这样的多边体系？

思考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答案，是IMF副总裁张涛职责的一部分。在2011年8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张涛任IMF中国执行董事。自2016年8月起，他担任IMF副总裁。

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于IMF秋季年会召开前对张涛进行了专访。

财新记者：到现在你担任副总裁刚刚超过一年，能不能谈一谈有哪些感受，特别是与做执董时相比有何不同？

张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章程》，IMF治理结构包括由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包括总裁）和基金工作人员这几部分。副总裁属于IMF管理层的一份子，在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领导下，参与IMF的日常管理。董事会是治理结构的另一个环节，代表各成员国的利益。

在IMF，管理层根据IMF《章程》履行相应责任，为成员国服务。作为管理团队的一员，我与工作人员的接触是日常化的。相比之下，董事会虽然可以跟工作人员接触，但毕竟是跟基金工作人员整体的一个交流。打个比喻，原来在董事会里是在1万米的高空看问题，但现在就是1千米以下了，所以细节接触非常多。我们有时候跟工作人员一起去成员国参加磋商或其他活动，实际上就是零距离地一起工作。

我负责的国家有大有小。在这一年里面，我去了不少国家。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非常多样化，对政策要求因地制宜感触非常深。

我之前作为IMF中国执董，一般是在董事会层面讨论政策，对一致性（evenhandedness）强调比较多。但如今在工作层面，遇到具体的问题，就要求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这些政策，把这些政策用好，用得更有效，这里面文章就比较多了。

举一个例子，在宏观政策上，IMF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要结合使用，但怎么结合则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如果有财政空间（fiscal space），通过减税或者增加支出，不影响债务可持续性，就可以相应减轻货币政策负担，同时为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果财政空间有限，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实现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财新记者：IMF近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张涛：IMF成立70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适应新形势。近年来的变化也延续了过去的传统，主要是为了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后暴露的一些问题。

IMF目前有三大职能：监督评估、金融援助和能力建设。在监督评估方面，IMF在2012年推出了“综合监督决定（ISD）”。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前，IMF一直比较强调汇率和外部平衡，这也是IMF的传统关注点。但金融危机表明，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产生的，还涉及到宏观经济的诸多方面，包括与对外部门相衔接的内部政策。总的来说，IMF的监督评估工作变得更平衡，改变了过分依赖通过对汇率等少数指标的观察来评估经济的做法。比如新增了“溢出效应评估”，“对外部门评估”（ESR）。IMF还认识到，除了要关注宏观审慎，还要加强对宏观与金融联动性（linkage）的考察；既关注价格稳定，也注意金融的稳定。

最近一两年，IMF认为一些结构性政策有相当强的宏观效果，包括收入不平等，这关系到经济是否有包容性。IMF也关心具有“宏观关键影响”（macro critical）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牵扯税收、发展是否绿色等问题，这些都与宏观经济政策紧密联系。

从做法上看，IMF过去只和成员国行政当局，也就是央行、财政部打交道。现在我们鼓励IMF工作团队与成员国各界都接触，包括议会、学校、智库，工商界代表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广泛地宣传IMF的政策，另一方面IMF也可以了解更多情况。IMF总裁每年都参加达沃斯论坛，我自己也去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些都是在非政府层面开展的工作。

二十国集团（G20）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在协调国际经济、政治领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IMF作为G20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议程。过去IMF与世界银行合作较多。现在IMF在继续和深化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基础之上，加强与其他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框架下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等。IMF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的合作也日益增多。

财新记者：那么全球来看，还有哪些改革没有落实呢？

张涛：金融改革还没结束。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此外，还有金融市场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III”，都有时间表。从目前来看，有的改革还没做完，有的甚至还没开始。但也有一些改革，有些意见希望重新制定。IMF的立场是，已经开始的改革应逐步落地。特别是伴随经济恢复，这些金融改革能够按照计划执行下去。

另外，要充分重视结构性改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经济有所复苏，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包括欧盟、日本、美国，但生产率，包括要素生产率，都还比较低。这与过去大部分恢复性增长不大一样。特别是在当今技术进步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率没有提高，让人感到困惑。究其原因，各方面并未达成共识。IMF认为生产率不高与结构性政策不到位有关系，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特别是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进出比较僵化。另外，技术进步代替了一些人工岗位，失业的工人没能接受再培训，时间长了，就丧失了工作技能，变成结构性失业。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型垄断”，也是一个问题。面对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不想改，但对怎么改目前还缺少统一认识。

再比如，金融科技（FinTech）的出现对货币政策有影响。目前说的比较多的，是要提高警觉意识，但具体怎么办，有共识性的具体意见还不多。大家都在探索，各国的做法也不大一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把它当作资本市场行为的一部分管理。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两年前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最近，中国央行又叫停了代币发行融资活动。显然，这方面的监管工作还在不断发展、演进。

财新记者：过去一直有一种批评，IMF对债务国过于严苛，而又管不住大国。这方面有什么改进吗？

张涛：一直以来，如果有国家出了问题，IMF会提供援助。从IMF的视角来看，这些国家作为借款方，有政策失误，才导致了问题，需要援助，也需要改革。从过去的实践来看，IMF提供的大部分意见都是中肯的，但也有事后证明不能完全对症下药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不少IMF政策饱受争议，特别是在部分东南亚国家。

在过去的实践中，发达的大型经济体基本没有向IMF申请过援助。IMF认为，“一致性”原则 （evenhandedness）对监督评估的有效性而言至关重要。无论经济体规模大小、发达与否，或者是否接受过援助，IMF的监督评估应当是一致的（evenhanded）。但“一致性”并不等同于“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事实上，监督应当同时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也要因地制宜。因此，在“一致性”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如何能把政策用好、发挥好政策效果，这里面的学问不少。

财新记者：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和代表性在危机后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意味着什么？

张涛：近年来IMF治理结构的变化，和中国密不可分。总的来说，IMF近年来在引入、增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方面有非常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逐步的。IMF在2010年批准了第14次份额总改革，到2016年落了地。中国的份额得到了提高。

关于“份额和席位”（shares and chairs），其实中国在IMF的单独席位在上世纪80年代就恢复了，只是中国人进入管理层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才出现的。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份额增加意味着在IMF的参与度也要增加。参与度则表现为投票权也表现为责任和作用。但份额也好，位置也好，都仅仅是方式和手段。在IMF治理结构框架下，中国应该抓住机会，因为中国是IMF 189个成员国中的重要一员。

从方向上看，中国应该更深度地参与IMF的各项事务工作。中国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是公认的第二位。中国体量大，需要跟世界经济更深度融合。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所以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是一个客观要求。

参与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从IMF来看，我们一直认为国际事务通过多边渠道解决最有效。过去大约70多年以来，全球经济得益于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框架体系，IMF和世界银行，还有后来的WTO，都是这个多边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来看，这个体系肯定有缺点。所以我们除了要维护好二战后形成的多边框架体系，也要对这个体系做出更有效的改进，来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的变化。

此外，过去中国在IMF的份额很小，但现在有了巨大改变，再加上大量的人力资源准备和政策支持，应该说有意愿、有条件、也有能力更深度地参与IMF各项事务。换句话说，天时地利人和，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历史上中国参与多边机构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