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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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160年前，40岁的马克思完成了人生第一个经济学著作，同一年，处于清咸丰八年的中国，正经历着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历史参与者的马克思深切关注着同一时期遥远的中国。身居伦敦的马克思集中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在他眼中，发生在亚洲的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他如何看待英国的侵略？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与中国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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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1858年， 40岁的马克思正在罗素大街的博物馆酒馆吃午餐。而远在亚洲的中国，正值咸丰8年，太平天国运动还在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余波未平，圆明园也还完好无损。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举家迁往英国。从1849年到达伦敦的那一刻起，马克思经历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灰暗的时刻，他失去了两个儿子，女儿生病。同时，他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要处理，还被德国特工秘密监视，并且被政治案件纠缠。

1857年，大英博物馆开设了新的圆形阅览室，马克思终于有机会将学习场所从家中的书房搬进了图书馆。在这里，他看到了大量东印度公司的资料。马克思曾说，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时间几乎都用来研究亚洲问题。后来，他将这些研究文章都发表在了《纽约先驱论坛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连锁反应

1858年，在完成人生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同时，马克思专门研究了中英的鸦片贸易史，为的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从欧洲外部来进行世界经济史的叙述。今天我们的许多观点参考自马克思的论断，而身处英国的他，更真切的感受，反而来自中国输掉战争后对欧洲的反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当隔绝中的中国被迫面对世界时，如同“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第一次鸦片战争

由于巨额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和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手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加之晚清一直以来的贪污腐化问题，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危机所面临的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克复瑞州府城图》，系《平定粤匪图》之一。清人绘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空前繁荣。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在解决市场扩张赶不上工业增长速度的问题，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解决的就是中国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所引起的市场突然缩小的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动荡，百姓疯狂抢购贮藏金银，白银也几乎在市面上难觅。一来，英国想要出口的棉毛织品卖不出去，市场严重缩水；二来，战时茶叶涨价，而且英国要想在中国收购大量茶叶，必须要付给足够的现金才行。如此一来，马克思判断：“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

马克思眼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马克思本人对英国人染指遥远的亚洲是十分厌恶的。之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施行可怕的刑讯制度时，马克思就撰文称这些人厚颜无耻。而今，当英国人在为自己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时，马克思又一次怒不可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就看到英、美报刊中对中国大量的负面报道。这些报纸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这些罪名多来源于一个著名的事件——亚罗号事件，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清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船，并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但被水师官员拒绝。于是，巴夏礼一面向公使包令报告，谎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文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巴夏礼

根据历史学者茅海建的考证，这次本不算大的事件，其中疑点重重，但包令显然想扩大事态，尽量捞些好处。事件发生两天后，叶名琛就放了9个水手，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开始要求叶名琛必须为这次事件通过合约做弥补，显然，英国这时候已经准备动武了。叶名琛则因为官兵没有扯落英国国旗而拒绝道歉，就这样，包令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

身处英国的马克思判断——这不过是英国发动战争的一次借口。他也给出了证据：

首先，巴夏礼所谓的在香港注册的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在事件发生前已经到期，所以船上不可能悬挂英国国旗。而且，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中国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设法缉捕，如果换做是英国，接到举报后也一样会这么做。此外，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巴夏礼，在马克思眼中，只是一个刚刚就职不久的年轻人，而且性情暴躁。所谓外交交涉，更像是一通大吵大闹。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一个借口而已，当马克思批判着英国人的无耻时，英、法、美、俄已经达成联盟，共同对付中国了。

身居英国的马克思，揭露着英国在华的暴行：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商人惨遭屠杀，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借口下发生的。人们看不到对鸦片贸易一边摧残人命一边填满国库的报道，听不到被骗华工在古巴遭受虐待的消息，只因为当时的欧美没人关心中国人的生存状况。

一场双输的闹剧

1858年，异乡异客的马克思经济状况愈加窘迫。他本来签订了一份出版政治经济学方面著作的合同，著作会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出版人要求先出版3册试试看，每册都会支付稿酬，但如果成本入不敷出，出版也会中止。长期困窘的生活令40岁的马克思肝病复发，第一册的书稿直到9月份才完成，当这一册的稿酬到达马克思手中时，已经是第二年的1月份。1858年的圣诞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患“百日咳”。即使在这时马克思仍然在关心东方的问题。

马克思与家人 孙景波绘 2018年

同一年，太平天国成功的可能也越来越渺茫。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英法美俄若想获得条约中新增的通商口岸，必须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同时，英国人也在耿耿于怀这些通商口岸的位置，因为从商业角度讲，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这些地方，很难发展出成规模的商业中心。就在他们考虑通过扩大鸦片贸易的收益来弥补条约中未尽如其意的时候，冷眼旁观的马克思倒是实实在在的泼了一盆冷水。

马克思深知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令鸦片贸易合法，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受严重灾难。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但“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马克思的判断，不久之后便得到了印证。

还记得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但在英国人眼里，这次条约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无视中国人需求，盲目的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出口贸易并不乐观。这种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新鲜。当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英国的出口同欧洲大陆的购买能力就很不相称，贸易结果还不如封锁时期。坎宁对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承认，也导致1825年商业危机的发生等等。这些现象不过是“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但中国市场的特别之处在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的出口一直在增长，而英国的工业品输入则停滞不前，英国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

中英签订《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在形式上禁止英国商人输入鸦片，而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清朝的一个海关官吏的角色。表面上看，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但马克思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反而是一个将鸦片合法化的机会，一旦中国这么做了，英国的鸦片垄断利益就会丧失。

马克思还发现，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很不大，不仅不能巩固和平，相反，战争必然重起。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就在英法等国的胃口还没被填满时，咸丰主动送上门了一份大礼。中英《天津条约》曾规定，清政府应派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同时，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这让咸丰皇帝看到了挽回权益的希望。1858年7月15日，咸丰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谈判修订关税则例。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首先向英、法使节宣布——全免一切海关关税，鸦片开禁合法输入，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条款。咸丰皇帝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以为只是在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却不知他实际上让渡的是更大的国家利益。

大沽北岸石头缝炮台，清军在此抵抗，伤亡甚大

咸丰为何这么坚持取消外国公使驻京？一来，他认为这时候的北京城一点都不安全，1858年5月，天津大沽失陷；二来，他认为这项条款有取消的可能，僧格林沁已在加强大沽口的防卫。事实也证明，1859年夏天，僧格林沁完美阻挡了英法联军的大炮，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的第一个胜利。但是太平天国还在，这下又得罪了英法两国。1860年，圆明园燃起了硝烟，为中国人蒙上了屈辱的灰。

火烧圆明园

而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里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超越了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资本论》的基础。

马克思在伦敦居住时间最长的迪恩街28号，现为意大利餐馆。这是一座四层楼房，马克思一家在顶层的两个房间居住了5年多，在这里，马克思专心撰写出了《资本论》第一卷

参考资料：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

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

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三联书店2013年8月；

瑞秋·霍姆斯：《她这样的一生：爱琳娜·马克思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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