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肺炎疫情看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之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进入胶着对垒之际,日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早前习近平在2月3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可以看出,习近平不仅早在1月7日“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而且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比较细致和精准的要求。
遗憾的是,他的要求在具体执行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湖北省、武汉市原先的主政官员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未能落实好要求,在疫情防控初期隐瞒真相,不作为、乱作为,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时间窗口。已有信息显示,早在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就已经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病例,到了12月中下旬,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进入1月后更是出现较大范围人传人。可无论是当时的湖北省、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还是12月31日就已派出第一批工作组来武汉调研并指导疫情处置的国家卫健委,均未落实好习近平的要求,非但没有向社会发出公开预警,采取果断措施,反而一直声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可防可控”,加速疫情的肆虐。
陈一新(右一)询问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人员情况。(中共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号)
正如习近平在文章所言,“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源头本就是非法交易和滥食野味所致,后续的应对过程中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机制又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应急的卫生防疫物资更是严重短缺。包括湖北省、武汉市原先主政官员在内的官僚体系,又普遍缺乏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初期应对过程中的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又严重加剧了疫情伤害。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北京撤换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把手。习近平在2月23日的17万人大会上还专门表示:“针对湖北和武汉前期防控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充实。”
诸如此类,说明了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存在严重不足,暴露出中国社会距离“第五个现代化”的要求仍有巨大差距。试想一下,假若中国有更加现代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疫情防控系统更完善,官员更有能力和担当,今次疫情何至于现在这般严重?
我们之所以一直高度看重北京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将其提升到“第五个现代化”的高度,原因正在于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前者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公共领域的理性秩序,后者要求官员们更现代的治理。这既关乎政府能否有效应对如疫情这样的重大危机,决定着中国能否走出封建和专制主义的阴影,又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东西方制度文明的竞争。
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空前反衬和凸显了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关键意义。希望经新冠肺炎疫情一役后,中国能痛定思痛,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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