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宰相的度量就一定要大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其意思是指人的度量大，为人处世提倡豁达大度。不过这句话为什么是以宰相为例呢?难道说古人对宰相的要求就是“肚里能撑船”?其实这背后说明了一些古代官员所秉承的价值观，想要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弄清楚，宰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职，他们职责都有哪些。想知晓的朋友就接着往下看看吧，或许能带给你一些有用的想法。

1、宰相所指何人?

这问题，要是问听评书的老大爷，他准告诉你，宰相就是最大的官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老儿，数他最大。

真是这样么?

翻了翻故纸堆，好像，宰相，作为官职，在我们国家封建史的“八大王朝”(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中，还真不是正式的官职。相、丞相、相国，倒是都有。似乎是宋朝吧，有过“宰相”之谓;又或者说，是从那以后，才把这个词汇广泛地指代高级文官。

高级。文官。

未必非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高级。比如“宰相刘罗锅”那位，顶到头儿，也就是某个“部”的“尚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部长”。他那时候的最高级别“无爵”官员，可能叫“军机大臣”，就是“军机处”领衔的那位。当然，一般来讲，到了这个级别的“大人”，往往身兼数职，全要把名号报出来，得写一整篇儿。

清朝时，为在满族和汉族之间“搞平衡”，“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领衔官员“尚书”，有两位，一位满族、一位汉族。那么问题来了——两人意见不一致，听谁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各部就又多了一名职级高于“两尚书”的官员，正式办公时，满汉尚书分坐两厢，这位坐在大堂之中，就是“中堂”。中堂大人一来，实际上，按我们的民族习惯，二位尚书，也就成秘书、听喝的了。所以，刘罗锅那个“宰相”，可以说既无实权，职级也最高是“第二等”，肯定不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许，把他称为“宰相”，是后人的一种敬意吧。即：后人认为，欲使之崇高、愈发崇高，不妨以虚夸其官位职级表现之。

这是我们民族“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体现!

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分裂时期，可能“宰相”被当作正式的官职名称使用过。

秦汉再往前，好像也没“宰相”之称。那时候，倒真可能会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要么是大贵族，要么是深得君主信用的权臣，或二者兼备。

有“宰相”说法的后来，除去政局动荡、朝纲不整的一些特别时期，顶级官员，通常会有至少两位——较早时候，是一文一武;文官集团正式形成后，两位可能都是文官，职级相同，职责各分;也可能不止两位，是君主(皇帝)的制衡之术。

所以说，被称作“宰相”的古代官员，常规地看，不大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跟同级别的，至少还有一位。

2、宰相肚里能撑船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很显然，是个极度夸张的比喻，其所指的意思，是想说做官做到“宰相”那么个高度，就是很有肚量的人。

什么叫有肚量?

肯定不是指饭量大，而更可能是指“能够包容”、包容性强。

包容谁?

他或他们上面的皇帝老儿?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是放在今天。搁在他或他们的那个时候，对皇帝，不存在包容或者不包容的问题。因为——他或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皇帝。当然，他或他们，似乎有权利也有责任，向皇帝“进谏”。似乎而已。似乎过后，最后说了算的，应该还是皇帝或其代言人。

代言人?

皇帝还有代言人?

皇帝的代言人不是宰相么?还会是谁?

很多朝代的很多时候，皇帝是有代言人的。而且，通常，都不会是被称作“宰相”的高级大臣，而更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摄政亲长(如吕雉、多尔衮)、牛X的外戚(如霍光、王莽)、独揽大权的大权臣(如董卓、曹操)、深得皇帝信用的宗室成员(如太子)，还有明朝的“秉笔太监”……

跟这些皇帝的代言人相比，宰相、被称作宰相的高级文官，只能算是“底下办事儿的”。

有可能，在某些领域，他们是“最后的、最高的负责人”——负责人!他们需要承担“顶级”责任。因而，他们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对皇帝及其代言人负责。

他们需要，至少，是皇帝及其代言人认为，他们需要、必须——总揽天下、治理百官。

总揽天下，须得有宽广的视野、灵通的讯达、全局的思维;治理百官，须得有知人善任的慧眼、人尽其才的魄力、协调平和的道行……总之，当个“宰相”，是很难的。基本来讲，古往今来，没几个人能真正“达标”。

不达标怎么办?总得有人坐这个、这些位子啊!总得有人对皇帝及其代言人“总负责”啊!没合适的人，就只能调整或说降低标准，也就是“制度适应人”。

降低了的标准，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学养或说学问、经验或说功绩、肚量或说包容性。

对于皇帝及其代言人，前面两个方面比较重要，而对于“治下之臣”以至“万民”，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肚量、包容性，则更被关注、欲求。

大抵，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不说肚里有千山万水什么的——能撑船，似乎隐喻着“由着折腾”而又“有水儿”的意思——您那肚子里，用不着装着千山万水乃至“天下”，只要有点儿水儿，让咱们能平和而比较自由地“移动”，就很好啦。引申：当宰相的您、你们，让咱下面办具体事儿的中小官员们，能有既可汲取又能腾挪的空间，便是基本到位了。

3、文官集团的治理价值观

文官集团，前面也有提到。有可能，这个集团式的存在，是我国封建社会比较独特的现象。可以对应来看的欧洲封建社会，因为基本还是“封建领地”式的层级状态，所以几乎不存在完整的文官集团。他们的“文官阶层”，是在资本革命之后真正形成的。

而我们，则是在最晚唐末宋初的时候，就开始形成文官集团了。

在那之前的历史，告诉了算是后来人的他们——无论是权贵、外戚，还是藩镇，只要放权给了武官，就可能被武装逆反，以至于“宗庙不保、社稷倾覆”——韩信、王莽、曹操、李渊、安禄山，还有——赵匡胤!

赵匡胤是什么人——节度使!藩镇!

黄袍加身的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武官是有多么不可控，多么危险!

所以，他把国家的治理权，几乎都交给了文官;对武官，则采取限制甚至打压策略。

这种思想及其执行结果，几乎贯穿了整个“两宋”;甚至于，面临战事，必须武官“出头”的时候，军队的最高决策人，仍由文官担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获得“文正公”封誉的范仲淹，纯牌儿文官一枚，政绩中却赫然有抗击西夏的大功。另一典型的“反面”例子，可推岳飞——虽然本人文韬武略，但职分上属于武官，所率“岳家军”里，没有朝廷“空降”的文官主官，浩浩大军，就他一人决策，结果……众所周知，不多赘述。

从宋朝的文官“主帅”，到明朝的督军太监，再到清朝的军机大臣……近千年里，武官都基本处在“听喝儿打手”和“炮灰”的地位，文官渐渐形成宠信、重用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皇室)始料未及的新的利益集团，宋明两代尤显!

这个新的利益集团，虽然“不掌兵”，没有武装割据的条件和能力，但却成了比武官割据甚至干脆造反更纠结也更阴险的“反制”——他们有学问，很容易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他们能写文章，随随便便就能把任谁(包括皇帝及其代言人)整得云里雾里;他们师长门生地构成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依存关系，能把谎言编的很圆、很颠簸不破，甚至代代相传;他们还掌控着“修史”的笔;最后，他们还可以很坦然地说“吾等食君之禄，手无缚鸡之力，唯有赤胆忠心，一切皆为社稷”，拿把裁纸刀横在脖子上，或者解下裤腰带绕到脖子上——纳谏，就是听我的，你便是圣明之君，不然，我死给你看，真死了，你就是逼死忠诚的昏君!

他们比那些武装割据最后造反的武官聪明多了——当皇帝多累啊，让皇帝听姆们的，那才是“大治”。

《沁园春·雪》，提到五位“风流人物”——秦皇(嬴政)、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宋祖(赵匡胤)、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五位中，成吉思汗，算不上“皇帝”，真正的皇帝，是那四位。四位中，真正完完全全把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受臣下“强制约”的，只有两位——秦始皇帝嬴政，和，宋太祖赵匡胤。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纪年)，其间多少被臣下制约的苦楚，随便翻翻史籍，就不难看出。那时候，文官集团还没正式形成呢。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同样也还没形成十分完备的文官集团，但他也让魏征为代表的“诤臣”整得够呛。

再没有了——除了老人家提到的几位，历史上几百位皇帝，再没有能真正“当家作主”的了!宋朝中期至明末，可以说，皇帝也好，代言人也好，都在文官集团的掌中!

而那些被称为“宰相”的人，多数情况下，会是文官集团的代表人物，甚至是领袖!好像，“领袖”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好像!

这个、这些代表人物甚至领袖，需要有强大的包容性。不然，坐不住的。

到老百姓这儿，宰相，便高高在上如“神”了。至少也是“神的化身”。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应该还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老百姓没啥文化，绝大多数更不懂政治。他们只要包容——有肚量，就很了不起了。青天大老爷，不需要多有本事，能安安静静听听老百姓诉苦，就已经可以得牌匾了。

于是，上行下效，几乎整个文官集团，都秉持着“有肚量”、“能容”的理念。做到做不到另说，但理念是秉持的。而且，相当趋同，以至于追求“一团和气”。

有人说，“一团和气”是中庸、抹稀泥，“宰相肚里能撑船”是片面、不重视能力。

说的有道理。

但并不是全部的道理。

在我们这个道德社会中——没错，我们是道德社会，不是“法制社会”，从来不是——道德社会中，包容，真的很可能比能力还要紧。

包容，意味着“兼听”，意味着谅解，意味着“教化”，也就意味着“有德”。而“德”，是我们民族的最本源的精神依托，是一切今天文化遗存的基石。重能而轻德的意识，或许会在短时期内呈现某种效果，但经不住时间的磨砺。道理很简单——能力这东西，可能是越用越少的;而德行却往往越积越厚。

简单说，“能容”，笔者认为，是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的核心治政理念。同时，也衍射成了普遍的道德观念。这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几乎是全世界最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这种包容性，使得我们海纳百川，成就博大和深远。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