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小孩的诱惑

撰文｜肖千平

编辑｜张钦

世界上天才浓度最高的地方，除了顶尖科研院所，还在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中。竞技场上，一些微小的优势就能够煽动这种想象。肉眼看比同龄孩子长2公分的跟腱、一次跑动拉开了0.5米的距离，又或者比赛冲在最前头，比第二名快0.13秒。

最直接的是来自权威的判断。场边的教练突然说上一句，你家孩子蛮有天赋。就这样突然被点醒，意识到自家孩子也许有过人之处。

家长们很乐意为延续、放大这项长处，投进心神、气力，还有额外的金钱。

史一五岁开始踢球，家住湖北丹江口，是十堰下面的县级市。县城里教练资源有限，爸爸史来慧和人合伙开起俱乐部，上网找教程，学着做教练；飞飞从小跑得飞快，被选进足球队里，妈妈李敏跑遍北京找好教练，母女俩在一个又一个俱乐部辗转。

草坪上飞跑的孩子很快长大，选择的节点一个一个涌过来。小升初、上高中、考大学。最多人选的路最清晰：按部就班，学语数英政史地，一级一级考试升学。

天赋的存在像一种引诱：要不要试试另一条路？要不要试试，就练体育，就踢球？家长越笃信孩子的天赋，这种声音越强烈，推着家长做出选择。即便这是家长也陌生的路，即便身边并没有更多参考。

李敏把孩子送到寄宿体校，一周六天练习；史一被教练选中，去了离家300公里外的孝感。练足球一直有12岁退役的难题：到了小升初，很多孩子要在学业和足球中二选一。飞飞和史一有惊无险地跨过12岁的门槛，留在了球场上。

选择需要思量和勇气。在孩子12岁的时候，确定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生活主线。过了这一关，马上要面对的是更复杂的规则。选择练体育，必然要经历一次次比赛和选拔，也意味着面临伤病的风险，没有太多容错的空间。

家长们努力堆起后盾。史来慧动身去泰国，给儿子找一家国际学校，儿子能减轻些学业压力，也可能更适应这里的选材规则。李敏心里早就想好了，如果女儿在国内真当不上球员，就出国，去西班牙，找一家俱乐部踢球，她也过去，陪孩子一起。

他们暗暗使劲，控制水流的阀门。走上一条陌生的、相对小众的路之后，还是想给孩子提供更多保障和可能。这时候，他们又和更多家长站在一起了。

星二代的名字出现在北大高水平运动队名单，拿过游泳二级证书的脱口秀演员说自己不会游泳。如果普通高考升学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公路，只需跋涉，那靠体育特长升学像一条被围住的隧道。

隧道外的人知道隧道的存在，也看见有人通过隧道后轻松抵达终点，很容易怀疑这条隧道就是捷径。

这是一套复杂的体系，核心是用体育特长换来文化科目分数的优惠。保送、高水平运动队、体育单招和体育统招，四条不同途径对应不同的考核方式，高校间也存在差异。

体育单招考四门文化课，语数英政，文化成绩在录取时占比不高，就30%。进了高水平运动队合格名单，文化科的门槛就是本科线，能到这条线，被录取的概率就很大。在北京，2024年的本科线是434分。

相应的付出是，史一从初一开始，每天放学后训练到晚上九点。每天早训、晚训，寒暑期加练，高三体考前再花两个月集训，这是体考生通常要经历的。

政策有时能给人托底的信心。老安的女儿在体校练足球，他自己开了个球场，有学生租下场地备考，每天只练一套重复的动作。老安看见了，既觉得这么练球有些机械，又从中看到可能。“总能考上，一年不行，就再来一年。”

运动员等级证书是一块重要的砝码。它决定了考生是否具备参加单招、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的资格。运动员能达到健将级，还额外有破格录取甚至保送的机会。

拿到证书，有更多灵活操作的空间。像足球、篮球这些团体项目，参加了一定规格的比赛，球队按最终名次得到运动员评级名额。一次比赛拿到的名额，很难覆盖全队队员。例如，在全运会决赛中，女子青年组第一至四名的球队，有9名运动员能获得一级运动员称号。

这是一条相对松动的规则。哪些运动员能够拿到证、拿到什么等级的证，能参考的指标包括上场时长、出席率等，但最终名单由参赛单位提供。负责报名单的管理人员，手里握着更多决定权。

隧道正在变窄。以高水平运动队为例，2024年之前，考生有二级运动员证，且满足指定规格比赛和名次的，就有报考资格。从2024年起，一级运动员证成了硬性指标。到了2027年，除了要求是一级及以上运动员，考生还得3年内，在指定规格比赛中获得前八名。

高水平运动队的文化科目，也从此前只考语数英政四门，变成参加普通高考。

家长们很难提前把握这些变化，只能自己提前关注、预判、做尽量万无一失的准备。仍然以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为例，2022年，北京大学在招生简章中注明男足计划招0-1位守门员；到了2023年，就写明了今年不再招守门员。

特定位置的空缺与否，家长还能够通过上一年度招生判断情况。但每年变化的男女招生人数，就得花费更多心力盘算。

宁缺毋滥，这是常在招生简章中出现的词。

考上大学就有明确的出路了吗？答案是变化的。史来慧并不希望史一未来考体育单招，靠单招上大学，能选的专业非常有限，“对就业帮助不大。”

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工作的政策已经在90年代逐步取消。1997年，史来慧毕业后很自然地进入体制内，妻子苏小赟到北京念大学，毕业了也回到同一个单位。他们俩在同一栋楼长大，进单位工作了，身边的同事也都是发小。“身边永远是这么二十来个人。”

这样稳定、清晰的路线，他现在没法给史一画出来。

“一看就知道是个搞运动的小女孩。”说起女儿，李敏的语气没有一点迟疑。飞飞是狮子座，爆发力和好胜心一样强烈。运动天赋在婴幼儿时期就显现出来：比其他孩子都要早一个月学会坐起，爬也能爬得飞快。

老安始终觉得女儿有股气质。他做了很多功课，研究厉害的女足运动员，对她们的经历、强项如数家珍，最后得出结论：自己的女儿也和她们一样，有能做运动员的气质。她一定是出挑的那个。

丹江口县城太小，没什么同龄的小孩踢球，史一四五年级的时候，就能和初中的孩子一起上场，并不逊色。

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被选中、获得天赋馈赠的那个。相信带来力量，他们愿意折腾。但在足球这件事上，付出并不能马上得到回报。加练的时间、额外开的小灶，并不会马上变成球场上的一粒进球。他们得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

史一练球的地方是一处废弃艺术学校的球场，草皮稀疏，露出黄土。史来慧和几个朋友把这片场地包下来，重新铺上草皮，合伙开了个俱乐部。踢球的孩子多起来了，史一就更有机会上场比赛。

李敏说自己是全家最“玻璃心”的人。每次送孩子去体校的路上都在挣扎。觉得孩子明明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放学回家，好好写作业，晚上和妈妈一起睡觉。但她不能心软，“我不能让孩子的未来葬送在我这”。

不能耽误孩子，这是常在家长嘴里听到的话。发育期的孩子机会一天一个样，时间宝贵，一个月的时间，既有可能长高两公分，也可能因为疏于训练，长出脂肪。真决定练体育，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是机遇。

史来慧很快发现不对劲。就算有了俱乐部，教练教的东西很有限，给的指令都是最基础的，孩子的上限也可能就是教练的水平。

他很困惑，自己上网找教程、找视频，教史一踢球。学了教练课程，他也要开个公众号，记下自己的教练心得：4月13日，今天天气好，参加训练的队员们都是好样的。史一表现不错。4月27日，史一不知道在干嘛，是不是该给他看教案指导指导了。

张家港、上海、通州，史来慧抓住一切假期，带史一出去，既是旅游，也为了踢球。他在网上认识了更多家长和教练员，知道哪一座城市有比赛，就带史一去踢。

史一代表十堰市踢比赛时，被孝感队看到了。他一上来就进了球，赢了一直仅次于武汉的孝感。自己队的教练还对这个丹江口上来的孩子不太熟，踢完这场比赛，史一就被记住了。要上初中，孝感给他发来了邀请。

到了孝感，教练找到孩子妈妈苏小赟，问她，孩子很多动作是不是网上看视频学的，像射门后的一次晃腿。潜台词是，这些动作可能没那么规范。苏小赟回答说，是的教练，但没有这些网上学来的动作，史一现在可能没法踢到你面前。

孝感离家300公里，坐高铁也得两小时。幸好史一很能适应新环境：更早的时候，因为湖北黄石开了不错的训练营，他也自己去了黄石，上了小半年学。光是小学，为了踢球，他就转了三次学。

史一去了孝感，半年里回了两趟家。史来慧的朋友圈十条里能有七条关于史一。他很容易想到儿子，在公交车上看见个小男孩，觉得和史一长得真像。也拍下来，发一条朋友圈。

现在问史来慧，史一是不是个有天赋的小孩，他不会直接给出答案。

他指着刚路过的俱乐部工作人员，说他的弟弟现在在某个中超俱乐部的梯队，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五。他说，这是现在的选材标准更想要的球员。

孩子在发育时身体素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外部标准是不会体谅发育期的孩子的。家长相信孩子的天赋，但要说服更多人，还得靠孩子自己。

徐志斌对史一印象很深，到丹江口看小球员踢比赛，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孩子。史来慧对此也要解释几句，自己每天带着儿子练球，比别人水平高很正常。

徐志斌是史来慧上教练课时认识的老师。他创立的哈比足球，专门做教练培训。他已经见过数不清的、为了孩子学做教练的家长。

所有的家长都被徐志斌拉进一个群。七八年前，这个群刚建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活络。大家最早爱在群里发自家孩子训练的视频，分享最新的动态。每天聊的内容是孩子未来踢哪支职业队，是去山东鲁能，还是到国外的俱乐部？再不然，靠踢球去清华附中也可以。

七八年过去，群里聊的东西已经变了：不要让孩子太早离开家里去外地练球，不用非得让孩子踢职业。最后，这个几百人的大群慢慢安静下来。

踢球的孩子一边长大，也可能一边碰壁。这种碰壁不一定是某场比赛的失败，而是一种持续进行中的状态。成绩可能一次次下滑，可能一次次试训但没选上，信心很容易一点一点泄下去。

关于天赋的热烈幻想，不是淬火一样刺啦一下冷下去的，而是在低温的环境里慢慢冷却。家长和孩子都需要看见更清晰的规划和路线，才敢迈出下一步。

老安的女儿14岁，他在仔细算女儿进北京女足梯队的概率。这个年龄段全北京有100个女球员，选二十五个，去掉不太会踢球的，女儿成为二十五分之一应该不难。更何况，女儿前一阵刚代表北京去踢比赛。

这是他一直在做的计算题。横算竖算，掰着手指算。有时心里特别放松，觉得一定能行，有时又突然紧张起来，担心有什么变数。

女儿太小了，没法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像高考填志愿，老安觉得孩子必须得跟家里人商量，一切都是互相妥协的结果。

现在练足球，以后总能上大学吧？一次考不上就考两次，大家差的都是文化分。大学毕业后呢？有了足球知识积累，做足球自媒体也行，做了自媒体，以后还能直播带货。“总能活下去。”

没人知道十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模样，老安替女儿算到这一步。

对于飞飞，李敏只剩一条路要铺。房子车子都能准备好。还剩下要做的，就是要让孩子30岁还能踢球。这里的踢球，也可以换成其他任何飞飞喜欢的事情。

天赋和热爱，在李敏这里已经边界模糊。对孩子的期望，不是30岁时能踢成什么样，而是那会儿还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史来慧和苏小赟也这么想。史一今年上初二了，大概两三年前，史来慧就向徐志斌问起出国的事情。身边没有亲朋好友在国外，能在英国、泰国办比赛的小徐老师，是史来慧了解外界最重要的信息源。

他拜托小徐老师，找一间国际学校，想把史一送去。徐志斌让他在网上先查查信息，看看要花多少钱、想去什么样的学校。

清迈一年二、三十万，英国一年五十万。“但这是过得舒适的价钱，”他说。“家长要是仔细给他规划好了，也许就会省一点。”

省一点，一年十万或许可以。不用上特别有名的国际学校，主要得有英语的环境。学习不用太卷，下午两点下课，这样史一就有更多时间踢他最爱的足球，还可以学他一直买了但没弹过的吉他。另一条没直说的理由是，国外的选材标准，或许更适合史一。

“这种事情跟谁讲都是天方夜谭。”史来慧说。但他要去做。

史来慧动身了。

史来慧在单位上的是倒班，熬了一周大夜，会有一周空闲时间。飞机延误，他辗转了几个地点，从湖北飞到广州，再转机昆明。最后飞到泰国清迈。

考察清迈也有很周全的计划，要不是史一还没放假，应该是父子俩先飞一趟，先看一看，泰国到底是什么样儿？踢球的水平好不好？

第二趟，一起去看看寄宿家庭的情况。第三趟，才真正送史一去清迈上学。

“大不了就回来。”苏小赟很郑重地和儿子说过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名誉、感情、性行为，任何人用任何事情威胁恐吓你，都可以退回来，回丹江口。

史一已经是个大男孩了，在班里是班长，在学校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父子俩不常通电话，打电话也聊的是训练。史来慧会告诉史一，自己看了他最新的比赛视频，哪里踢得好，哪里踢得不好。

史来慧也对史一有过更多期望。他以前希望史一去当兵，或者做个飞行员。史一的第一反应是，那部队能不能踢球？史来慧说当然可以。那当空军能不能踢球？史来慧说，我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了，史一还是最喜欢足球。

没有人生来就是家长，都是学着去扮演家长的角色。有人从上一辈学到做家长的方式，又在这一代延续下去。也有人在长大后才看见自己成长时的缺口，决心在孩子身上补足。

史来慧自己的爱好也被这样满足过。那年他考完中考，父亲觉得他一直挺听话，也不惹事。因为爱踢球，带他到刚成立的秦皇岛中国足校考试。没有什么期望，更像是一场奖励。

父子俩从襄阳出发，坐绿皮火车，硬座。先到北京，再转秦皇岛。晚上就铺开报纸，在火车走廊上睡觉。睡觉时，还被偷走了 3000 块钱。这导致秦皇岛之旅的质量直线下降。

到了足校，考颠球，他不会；考别的技巧，他也不会。也就比赛能跑跑，是一直踢野球的回报。在秦皇岛玩了七天，回丹江口。

史来慧有时会在史一面前说出，我学教练是为了你。苏小赟打断他，说不是的，是你喜欢踢球，孩子也愿意踢。

苏小赟小时候练武术，一起练的伙伴后来都去了体校，成了教练。她不去，觉得练体育不是正经路子，还是得学习。她考到北京上大学，读她最喜欢的法律。

她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超市，那天她什么也没买，唯一带走的是超市给她的震撼。但她没那么喜欢北京。北京太大、太拥挤了，周末花半天时间去一趟西单，买一双鞋子，在回来的公交上，鞋子就被挤掉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她没舍得扔，在宿舍里摆了一学期。

快毕业了，家里给她打电话，希望她回来工作。她回来，回到丹江口。北京的好，她照样能享受。丹江口离机场很近，一趟飞机，她就可以到北京看画展，听古琴。

“丹江口像全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快捷酒店，不贵，可以住在这里，也可以随时换一个地方住，我在这里买了年票。”她说。不一定非得走，不一定非得留。

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的源头，北京居民的生活用水就来自这里。国道通向丹江口，路旁山坡上有几个大字，“没有比守护一库清水更重要的事。”

她一直是外人眼中听话的孩子，小时候家里来了父母的同事，她会被叫出来，给叔叔阿姨削一个苹果。虽然她根本没怎么削过苹果。有时也要倒啤酒 。倒酒最好是能倒出很多泡沫，她不知道怎么才能倒出来，也不问大人，自己暗暗琢磨。

史一不用这样，史一做自己就好了。

她记得很清楚，史一小时候，幼儿园画太阳，画好了贴在墙上。她找了一圈，没看到史一的画。老师掏出一张画纸，上面是涂涂改改过的太阳，翻个面，是一大团胡乱的线条。小史一说，这是他想画的暴风雨。

没有人会因为这张画觉得孩子是天才，但这是孩子自己想画的。

“这就很好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