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回顾返乡运动：曾怕被抓与妻子假离婚

核心发起人姜思章口述

　　我们写的第一张传单，名字叫《我们已沉默了40年》，几十年了，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姜思章(台湾“老兵返乡运动”核心发起人)

　　舟山仍是姜思章绕不过的乡愁。闲暇时，他甚至会钻研档案，探究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舟山时的林林总总。正是在那次撤退时的所谓“抢救舟山青年”运动中，未满14岁的初一学生姜文标被抓了壮丁，随船来到台湾，开始军旅生涯。

　　姜文标的名字变成了姜思章，他一生的命运也因枪杆子胁迫下的从军而发生变化。倏忽数十年已过，在台湾孤单一人的姜思章，始终无法忘怀家乡的亲人。这促使他参加了台湾“党外运动”，并从1982年起开始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1987年，他成为“老兵返乡运动”的核心发起人之一，推动台湾当局打破两岸坚冰，发布准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政策。

　　1987年后，姜思章每年至少回乡一次，如去大陆开会或率团交流，也定顺道回家。祖母早在他被抓兵的当年，即中风病故，父亲也在1992年逝去。2005年，母亲也过世。这之后，姜思章回家的次数开始减少。

　　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情。姜思章曾想回舟山老家定居，终未能如愿。“先则因为有妻、儿需要照顾，现则心思已改变。”他说，每次回乡欢愉之余，感触也多。20多年来，大陆各地物质建设突飞猛进，但急功近利的现象日趋严重，甚或亲情也以物质作衡量。每次回去，虽仍是斯人斯土，然而与内心深处那日思夜想的故乡梦园，似乎有了距离。

　　这似乎是他们一代人的宿命。初来台湾时，以避寒候鸟的心态自居，但数十年的生活、工作，这里已使他从过客变为主人。而如今，一旦岛内选举政治发酵，“外省人”被政客羞辱之时，他又兴“异乡终非故乡”之叹。故乡，是他一生无法跨越的心事。

　　我们以为学生没事，谁知还是被抓丁

　　我1936年出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岱山岛，1950年5月15日，还差4个月满14周岁，我被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

　　我被抓丁之前，对国民党印象极其恶劣。1949年5月，在上海败退的很多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舟山，舟山大约汇集了十几万人。舟山人口本来很少，地方也那么小，补给需要的菜柴米，都向当地征收。还征工人修路修机场，在岱山岛修了个很大的机场，说是远东最大机场，从岱山去轰炸宁波上海杭州那些地方。

　　那时候修路没石料，就把很多人家的祖坟给挖了，有石头的通通挖掉，家家户户对国民党印象都不好。他们定时来按斤收柴，我们把为数不多的木材，放水里泡一泡，稍微晒晒，表面上是干的，然后给国民党。

　　后来开始抽壮丁，比如家里有5个男孩子，就要有一个当兵。有钱的人家可以出钱，买另一个男丁。以前亲戚有被抽壮丁过，但没听说抓壮丁。国民党还要反攻大陆，要考虑老百姓的观感。

　　岱山在海岛上，最近的中学就在舟山。有一天，我回学校。一看没有老师同学，然后听说有很多老师同学已经被宪兵抓走了，传说纷纷。我把大部分行李放亲戚家，拿了简单行李赶快往家走。

　　从学校回家，还有半天路程。起先以为我们年纪那么小，个子又小，轮不到抓我们，我们就沿着大马路走路回家。路上有老人好意地警告我们说：小孩，还在那里慢慢走？开始抓丁了！

　　刚开始不是很在意，又过了两个钟点，看见有年轻男子往山上和巷子里跑，后面有国民党的军人在后面赶，甚至听到枪声。哦，真的在抓兵，我们收拾好嘻嘻哈哈的心情，赶紧回家。从上午走到下午一点多，翻过一个山就是我家，在山里有几个同学因为担心前面有抓丁，就坐在那里不走了。我们觉得等下去不是回事儿，打算绕过这个山回家，多走半个多钟点的路。结果绕到半路时，我们就被抓了。

　　辗转至台湾基隆港

　　天黑后，我们被带出民房，开始行军。不直接到码头，故意绕到天快亮后才到。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村里很多女性跪在那里，见到部队来了，就求他们放过丈夫或儿子，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但哀求没有用。这个印象终身难忘。

　　后来知道抓我们的这个连，叫十九军十八师机枪连。到码头上后，我们都换成军装，军装很大，我们穿着活像唱戏的。码头解除封锁后，有一大群女人涌上来，哀求放过亲人，后来才知道那里面就有我怀孕的母亲。船开后，看到有被抓的壮丁往水里跳，有的或许逃跑成功，有的被开枪打死。船好高啊，我不敢跳。

　　后来我查到我坐的船叫“永泽轮”，里面坐着满满的人。在船上只吃了两顿饭，有一个水管，用铝碗排队去接水。如果不听话，士兵就用棍子打。

　　19日，到了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在那里上岸。当时饿得要命，在旋转梯上慢慢下来。好多大官的夫人，包括宋美龄在那里欢迎，还有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老婆等等。宋美龄拿着白色的手帕在那里摇，欢迎我们。

　　下船后，每人发了一袋米。下船后，有高中女学生在那里给每个人发一大串香蕉、几个馒头，还有五块钱台币。她们看到我和王同学，多给了我们一串香蕉和几个馒头，说：哇，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啊！我心想：我哪里是投笔从戎，我是被抓来的。

　　后来我们又去了工兵连，连长收留了我们，并让我们换成别人的名字，怕被原部队查出。我就改叫姜思章了——因为舟山学校里面有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姓章。在工兵连就轻松很多了，不是很累，但因为太小，经常受人欺负。

　　被台湾军方认为是顽劣分子

　　我在工兵连修被炸坏的跑道时，1950年11月28日，我爸爸在“中央日报”台湾版发了寻人启事的广告。那时部队里面只订有“中央日报”台湾版。

　　我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寻姜文标(姜阿杏之子)：定海岱山人，15岁，5月间由岱山来台，现住何处，速来信：台北市西宁南路一四五号王文斌收转。如亲友中有知其下落者，亦请代为转告，是祷。

　　这是我父亲托上海的亲戚，上海的亲戚托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台湾的亲戚登报。那个时候两岸还可以通信。我1 950年11月看到报纸后，马上写信给王先生，让他转给我爸爸。我写信时，王先生一再交代我不能写我正在部队当兵，就谎称在这里读书，一切平安。

　　我爸爸也回信告诉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妹妹；家里渔产丰收到渔网破裂的程度；家里一切平安。

　　我没有见过王先生，他在台北我在南部，都是写信联系。这样写了几封信，就糟糕了。我父亲在大陆被说成“黑五类 ”，因为有我这个儿子在台湾，还互相通信，被戴高帽子。我弟弟因为我没有上成大学。

　　因为我跟大陆有联系，还告诉同事我是被抓来的，另外还拒绝在“自愿留营”运动中签名，于是经常被军方“特别关照”。因为这些原因，我被军方认为思想不稳，是顽劣分子，就受到监视，被关禁闭等，还经常调职。

　　我1959年考到军校，念了四年，1963年毕业，毕业后是军官，从少尉开始干。当时规定，军官服役10年就可退役。用10年换我后半生自由，这是考军校的理由。

　　那时规定，毕业后一定要到基层去当干事、辅导长，后来慢慢调到后勤机关、海防部队……这之后又经过几次调动， 1974年我退役之后，开始到学校教书。

　　去大陆的暗号：明天要到太平山上看夜景

　　大陆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虽然台湾是封锁消息的，但总有消息传过来。我就知道回家有希望了，开始寻找渠道，到处托人给老家转信。

　　当时国民党设了一个“唐光华信箱”(唐光华并非真有其人，是代名)。这个信箱有香港的地址，原为方便该党党员与大陆通信。我找他们帮忙，结果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他们是替老“国民大会代表”、老民意代表转信，对我们这些一般的外省老兵是做样子的。后来，我找到同学的岳母的妹妹，她在香港，请她带第一封信。我写信是试探一下，不知道家里地址是不是有变动，信中除了诉说思乡之情外，只探问家人状况。

　　一个月后，家里回我第一封信。香港收到信后，就给我同学电话，告诉已将信邮寄台湾。我从同学处知道消息后，晚上都睡不着觉。结果过了一个月都没有消息，就知道信被查扣了。我去找“警备总部”的熟人，想办法把信拿出来。他说不能拿，已经建档了，可以给我拷贝一下。

　　信是我大弟写的。内容大概就是，收到信很高兴，祖母去世了，母亲健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都很好，特别叮咛希望从此以后通信不要再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