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拉美国家，中产阶级已沦落到捡垃圾度日(组图)

【一个国家走向崩溃，中产阶级沦落到靠捡垃圾度日，其实非常快。委内瑞拉就是明证。

得益于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最为富有的国家，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曾经充满梦想，但现状却一落千丈：经济萎靡、食物缺乏、饥荒肆虐、犯罪猖獗，绝望的气息在这个国家蔓延……

这里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自然灾害。仅仅因为治理不当，2015年的石油价格暴跌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2014年，美联社记者Hannah Dreier前往委内瑞拉，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布到社交平台上，与世界共同见证委内瑞拉走向崩溃的历程，她因此获得第78届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大奖。颁奖词称，“Hannah Dreier见证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崩塌，又发掘出其根源所在——管理不善、政治妄想与腐败的结合体。”

以下是Hannah Dreier2017年离开委内瑞拉之际写的一篇报道，她以悲凉的笔触描摹了一个崩溃中的国家以及其民众的凄惨境遇。】

在已故前总统查韦斯的家乡，我结束了一次采访准备离开。几名凶悍男子当街将我拦住，先是抢走我的手机，随后把我塞进一辆黑色SUV。

被一男两女挟持在后座上，我的心砰砰直跳。看着车外低矮的水泥房向后掠过，我试图回忆来委内瑞拉之前在反绑架课上学到的东西——尽量表现自己的人性。

“我们怎么处理她？”司机问。坐我身旁的男子提起他自己的头发，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

怎样才是人性的反应？

我原本以为，在日益混乱的委内瑞拉，外国记者的身份可以保护我。但随着形势快速变化，我很快知道自己无法置身事外。

2014年我来到加拉加斯，作为美联社记者，我得以见证该国加速陷入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2014年3月4日，查韦斯去世一周年之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反政府抗议，人们摧毁一堵墙，以便向警方投掷更多的石块。

得益于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委内瑞拉曾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国家，但我来到该国时，高企的油价也没能让它免于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

那时，加拉加斯人仍然乐观、充满梦想。我的朋友们购买公寓和汽车，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美好的规划。周末，我们会去漂亮的加勒比海滩，在通宵开放的夜店畅饮进口威士忌。那时还有很多食品可买，也买得起，我其中一篇报道就是肥胖症的蔓延。

2014年3月3日，一名女孩在委内瑞拉La Guaira一个充气游泳池里玩水。尽管全国范围的反对派抗议持续了两周，一些委内瑞拉人仍不忘过狂欢节。

过去三年，我的大多数朋友都走了，不复存在的还有长途电话服务以及六家国际航空公司。我习惯于在手提袋里装满成捆、贬值的现金来支付餐饮费。我们仍然会开车去海滨，但不得不提早返程，以免路上遇到劫匪。由于存在劫车的风险，大家急着赶路，交通信号灯也成了摆设。

2014年8月26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中心，一间商店推销加大号衣服。委内瑞拉政府发起一场公关宣传，避免因肥胖者增多导致公共健康问题。

这里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自然灾害。仅仅因为治理不当，2015年的石油价格暴跌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随着情况的恶化，委内瑞拉政府发明出了一套反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我在查韦斯的家乡巴里纳斯被劫持进黑色SUV那一天，恰逢委内瑞拉当局掀起新一轮反美浪潮。美国毒品管制局（DEA）刚刚在纽约拘押了涉嫌贩毒的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侄子，一夜之间“Gringo，回家”的涂鸦在委内瑞拉各地出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长着米老鼠耳朵的画面出现在美联社办事处的墙上。

加拉加斯街道墙上“奥巴马滚蛋”的口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煽动反美。

我试着与那些抓我的人说话，通过一段有铁丝网的围墙时，我瞥见了秘密警察的标志，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意识到我没有被绑架，只是被拘禁。

进到屋里，那些人把摄像头对准我，讯问我。有人说，我的下场会和最近在叙利亚被斩首的美国记者一样。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亲他一口，就可以获得自由。

先前驾车的那名男子说，他们会一直扣留我，直到DEA同意与第一夫人的侄子进行人质互换。他指控我破坏委国经济。他问:“当间谍美国给了你多少钱？”

2014年3月5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参加纪念查韦斯逝世一周年阅兵，身边围着保安人员。查韦斯逝世周年之际，街头的抗议和隆重的纪念活动显示他身后委内瑞拉的分裂。

马杜罗政府指责美国和右翼商业利益是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但大多数经济学家指出，真正祸因是政府操纵价格和货币扭曲。经济政策经常是导致人们生活困境的直接原因。比如，某个星期行政当局宣布鸡蛋的售价不能超过30美分一盒。下一周，鸡蛋从超级市场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货架上。

2016年1月27日，人们以政府指定的价格购买鸡蛋，委内瑞拉的鸡蛋供应出现短缺。

在初期，出现短缺似乎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我的委内瑞拉朋友过去常去迈阿密购物。当我回家时，他们要我带回香水、皮夹克、iPhone和安全套。我通常拉两个空皮箱来帮他们带东西，当然还有我自用的食物和洗漱用品。随着危机的加深，他们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捎带的东西甚至包括防治心力衰竭的药物、小儿癫痫药、堕胎药物以及防毒面具。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第一次看到人们在我公寓附近的面包店外排队，我停下来拍照。心想情况竟如此荒谬：大家为买面包排队。

2016年5月5日下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Irama Carrero在杂货店外面排队。卡雷罗说，她当天还没有吃东西，已经排了几小时队。她突然晕倒，头磕在水泥地上，随后开始呕吐。她的头砸到水泥地，清醒后开始呕吐。

真正的饥饿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我身边。人们开始整天掏垃圾桶，拣蔬菜叶和发酸的比萨残屑，当场吃下充饥。看上去情况已经糟糕透了。我住所附近的面包店开始组织人们在外面排队，不是为了买面包，而是排队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吃。

人们轮流去翻面包店的黑垃圾袋。一名年轻女子发现了一盒松饼碎屑。一名十几岁的男孩专注寻找果汁盒，喝剩下的果汁。

2016年5月31日，佩德罗·埃尔南德斯和他的朋友路易斯·达扎在加拉加斯Coche公共市场的垃圾堆拣西红柿。在Coche，即使曾是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也陷入绝望，因为国家经济崩溃，他们不得不靠拣破烂变卖，或拣废弃的水果和蔬菜度日。

崩溃来得如此之快，委内瑞拉人还未来得及反应。委内瑞拉首都仍然有不少好餐馆，但餐桌上通常空无一物。街上仍有豪车专卖店，勾起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或引诱那些通过贪腐而飞黄腾达者。许多委内瑞拉人都做过整形手术，用了多年的牙箍和专业美白，电影明星的牙齿都很漂亮。

与此同时，犯罪肆虐无处不在。一天下午，在一家餐厅外面，我从两名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子旁边经过，他们在与顾客交谈。我让店员给我拿一瓶水时，她朝我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那两名男子离开后，她解释说，他们刚刚持枪抢劫了外面所有的人。她问我是否觉察到异常。

人们很少报警求助，在谋杀案全球最为频发的地方，很容易理解个中原因。就在我居住的那个街区，劫匪大白天杀死一名年轻的医生，因为他遭劫时扔掉了自己的手机。医生的命运让我警醒，几个月后，当我被抢劫时，我交出了我的钱包。

在逮捕我几个小时后，秘密警察把我放了，警告我不要回巴里纳斯市。那个彪悍的男子用同样的黑色SUV带我去机场，盯着我，确保我乘飞机前往加拉加斯。

2017年4月24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对夫妇在反政府示威者设置的路障旁。抗议者封锁了首都的主干道，以表达对马杜罗总统统治的厌恶。

终于，今年夏天，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去机场时，我不再带着空的箱子（注：以前如此是为了返回委内瑞拉时帮人捎带东西）。

本来，我应该说说那些在加拉加斯上空飞翔的鹦鹉，它们是如此美丽。或者引用马尔克斯对加拉加斯的描述：“我并没有永远待在那个地狱之城，这是我生命中沮丧又精彩的片段之一。”抑或，告诉你我的喜悦，尤其是在商店里意外发现牛奶或一整天都有自来水的时候。

2014年11月14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只金刚鹦鹉等待喂食。

然而，我现在想的是努比亚·戈麦斯，她在我的公寓楼里做清洁和维护，当我说要离开时，她哭了。这里很多人内心充满悲伤。戈麦斯的女儿已经迁居西班牙，她的朋友和客户也纷纷离去。我试着说一些安慰的话，说应该要不了多久委内瑞拉就会恢复正常。

“不会的”，戈麦斯哭着说，“一时半会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