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夫妇在华15年资助436名聋哑儿，至今租房住（组图）

十四年后，艾吉星仍记得那个流淌着阳光的午后，睡在舒服的小床上，杜老师轻轻拍醒她，吴老师总是惊奇地搞怪，变出很多糖果饼干。

她和小伙伴们坐小马玩具，天天吹牛，指着幼儿园外面的大楼，“都是我的，我家有好多好多钱。”

艾吉星在大山里，有过一段自闭的童年。她有遗传性听力障碍，不会说话。6岁那年，一对德国夫妇把她带到长沙，改变了她的一生。

这对德国夫妇，是吴正荣和杜雪慧。他们在湖南长沙停留15年，资助了436名像艾吉星一样的聋哑儿童。

在长沙湘春巷8号，吴正荣还开了一家用料考究的欧式面包店，一半员工是聋哑人。他们努力为中国聋哑人构建一个完整且强大的世界：可听可感，可以言说，还有凭自由意志选择有尊严的生活的能力。

吴正荣和太太杜雪慧在吧赫西点喝下午茶

湘春巷8号

十二月八日晚上八点，吴正荣用消毒水拖过两遍地板，擦完最后一个烤炉，在他的诺基亚手机上处理完最后一个订单，拿起挂在椅子靠背的冲锋衣，从吧赫西点的侧门出来。天已经黢黑，他颠了颠背包，走路回家。

从早上六点半到现在，吴正荣连续工作超过13个小时，连下午三点喝杯咖啡的时间都被杂事冲掉了。

下午六点，柜台只剩几根碱水条。店员李斌一点都不意外，“生意最好的时候，几个小时面包就被抢空了。”

吧赫西点的秘密在后厨。这里的面包用料多数进口，用最传统的老面发酵，在醒发柜醒发成形，送入从德国海运过来的烤炉。吴正荣穿着印有吧赫西点的橙色POLO衫，戴着隔热手套，每天在7个闹钟的提示下，在下午3点前，负责烤完所有面包。

后厨只有机器的声音，8名面点师的指尖在面团上飞舞，鲜有交谈。这里有一半员工是聋哑人。

2011年，吴正荣出资2万欧元，接手吧赫西点，7年培训15名聋哑学徒。11名学徒学成离开，迫切想要独立。

有个学徒大着胆子开了店，因为沟通障碍，最后没有成功。吴正荣说，聋哑人开店还是很难。

但是，吧赫西点的经历为另一名聋哑女孩李金晶的人生，打开一扇门。

还在服装厂打工的李金晶，对做服装没兴趣，满心想做一名全能面包师。2011年，她路过吧赫西点，推门进去，直截了当地问招不招人。

她说，自己的运气真好。

三年后，李金晶离开吧赫西点，辗转武汉、深圳、北京等地，尝试学习不同种类的面包做法。她还想出国学糕点，赚很多钱，再开两家店。

“被拒绝过很多次。”李金晶在手机打了一行字。

“不会灰心吗？”我关切地问。

她又打出一行字，“失去勇气和信心，活的不精彩。”

吴正荣的太太杜雪慧说，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份喜欢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这也是他们一直倡导的价值观。

每天中午，杜雪慧从附近的家里来面包店吃午饭。我第一次见到杜雪慧，也是在吧赫西点的后厨，她穿着一件四年前就在穿的深灰呢子大衣，走路带风。

不出差的时候，杜雪慧从早上7点半开工，工作7个小时。聋哑儿童的资助经费来自国际慈善组织环球救助协会，她作为该协会在中国的代表处代表，每天要撰写资助聋哑儿童的工作报告。

目前，杜雪慧资助了45名聋哑儿童，从2岁到8岁不等。这些孩子分布在长沙、株洲、吉首、郴州的5个学校。

吴正荣和聋哑师傅制作肉桂卷

为什么要教聋哑人

如果不是撤回湘春巷8号，吧赫西点差点就关门了。

吧赫西点最早开在长沙市太平街，是长沙繁华步行街之一。

今天的湘春巷8号，在6年前，只是吧赫西点的厨房。面包房的厨师兼面点师刘建新作为开店元老，6年前的任务是将厨房出炉的新鲜面包，源源不断送往太平街的面包店。

杜雪慧夫妇做好亏损的准备，但是，半年亏了五六万，还是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

吴正荣说，“那时候我们的产品不是很多人要，但是在繁华的地方必须销量很大才可以。”

亏到做不下去，吧赫西点搬离太平街，回到这条僻静的小巷。吴正荣将前面的房间变成小店，形成今天前店后厂的格局，每月减少1万元的支出。

小店腾挪了地方，活了下来。

2011年10月28日，吴正荣夫妇参加湖南卫视一档娱乐节目，主持人汪涵破例在节目中为吧赫西点做广告。

“第二天就来好几百号人，几个小时东西卖空了。”吴正荣不断安慰后来的人们，“不好意思，没有了。”

中国媒体的号召力和电视观众的热情着实令这个老外吓一跳。“因为不知道是暂时的。如果一直这样，我们怎么办？”吴正荣被自己当时的担心逗乐了。

吴正荣看到聋哑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越来越好，需要资助的孩子越来越少。他认为，有一天这里将不需要助学项目。同时，他发现聋哑人在固定岗位工作的时间短，流动性比较大。

他从助学项目中抽身，开面包店，专门培训聋哑人。“这边的面包师傅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教聋哑人，他觉得别人更快一些。”最后，吴正荣从德国请来一位有26年从业经验的面点师。

第一批学徒因沟通障碍，在三个月内全部离开。

四年后，这位德国面点师离开中国时，培养了5名聋哑面点师。今年30岁的张明便是其中之一。

对张明而言，在长沙找工作很难。她有两年多待在北京，换过好几份工作：理发、茶馆后勤、酒店后勤，一个月做全职和兼职两份工作，白天擦勺子，晚上给合同盖章，一个月4000元，存不到钱。

张明在吧赫西点工作四年，是唯一接受过德国面点师培训，留在吧赫西点的员工，也是她做过最久的一份工作。

“他们学技术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技术好的话，他们受到尊重。”吴正荣说，让聋哑人长期做他们满意的工作，让别人尊敬他们，这是他的目标。

有德国的工厂打来电话，愿意提供德国面包的半成品，被吴正荣拒绝。

他的理由很充分，“我的目的是让更多聋哑人学做面包，半成品不需要培训，怎么烤都可以，这并不是好的技术。”

现在的吧赫西点有300平方米，小店只有10个平方，90%以上的空间都留给后厨。“如果地方太小，只能让熟练的师傅做，没地方让学徒慢慢学，现在的聋哑学徒可以跟聋哑师傅边做边学。”

有个贸易商人愿意给吴正荣提供免费的场地，前后跑了六趟，想说服吴正荣搬过去，没有成功。

去年5月，吴正荣夫妇回德国探亲，在黑森林散步

在德国的日子

夏日漫长，不忙的时候，吴正荣在吧赫西点门前摆一只小圆木桌，桌上一小盆矮向日葵，两杯“老板”咖啡，两片挂杯饼干——一天里难得的下午茶。

这是只属于吴正荣和太太两个人的时间。今年1月18日，吴正荣和杜雪慧在吧赫西点，用数字面包庆祝结婚20周年。

今年49岁的杜雪慧紧紧偎着吴正荣，轻扬着头，笑得合不拢嘴，神态让人想起20年前的那场教堂婚礼。

这对德国夫妇，出生在和平年代的德国乡下。吴正荣生性腼腆，1993年，他毕业于卡尔斯鲁厄职业学校化学专业，在离家8公里远的一座制药厂工作。吴正荣的家靠近莱茵河。他骑自行车穿行于田野树林，每日飞奔在没有信号灯的乡间小路。

20多岁的吴正荣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想做点与社会有关的工作，但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杜雪慧从德国路德维希堡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黑森林南部一个小镇，成为一名公务员小学老师——她很喜欢孩子。

两人在一次教会活动中相识，有聊不完的话题，一周通两次信。一次朋友婚礼结束后回家的路上，两人在森林里散步，吴正荣求了婚。

“当时知道他要学中文，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因为学校一般还不能学，所以还是要去别的地方。”杜雪慧回忆，她听说过的中国元素暗示她，中国与欧洲那么不同。

那时年轻，她想来中国看看。按照德国当时的公务员政策，她向政府提出辞职。

1997年1月18日，两人举办了一场教堂婚礼。几个星期后，他们飞赴台湾学中文。

临行前，吴正荣父母的担忧和中国人现在对他们担忧一样。他当时不了解这种担忧，“我们那一代没有遇到很艰苦的生活，就容易放弃我们有的（东西）”。

在台湾一次朋友间的聚会上，吴正荣夫妇偶然从朋友处得知与湖南残联合作的一个救助聋哑儿童项目。

这次聚会改变了吴正荣夫妇的人生轨迹。

“给他们学说话的机会，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刚好适合我们做。”吴正荣说。

我问为什么是他们应该做的。吴正荣思忖良久，“不知道。”他说。

他看我眼里有不甘，补充道，“上帝带领我们吧。”

2002年3月7日，这对德国夫妇来到湖南长沙。那年下半年，省残联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多了一个“外国人的班”。

杜雪慧和聋哑儿童在一起

436个聋哑儿童

杜雪慧资助了长沙开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的10名聋哑儿童，康复中心的特教老师易海英，与这对夫妇有十多年的友谊。

“小孩子看到外国人，有点怕他们，一个劲地躲，杜老师要抱小孩，有的小孩子还被吓哭了。”易海英回忆起十多年前的趣事，乐个不停。

为了让小孩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杜雪慧和中国老师合了影，拿给聋哑宝宝仔细对比，一点一点地教。

很多偏远地区的聋哑儿童在文明光顾不到的地方野长。2005年，吴正荣夫妇停办省残联康复训练班，和地方残联合作，扩大助学项目。最多的时候，两人同时在13个地方开展助学。来华15年，他们在湖南当地累计资助436名聋哑儿童。

很多聋哑孩子的命运被扭转，艾吉星就是这批幸运儿之一。

艾吉星永远忘不了她中午睡在舒服的小床上，杜老师轻轻拍醒她，帮她穿好衣服，吴老师总是惊奇地搞怪，变出很多糖果饼干，那时候太阳晒得很舒服。

她和小伙伴们坐小马玩具，天天吹牛，指着幼儿园外面的大楼，“都是我的，我家有好多好多钱。”

艾吉星在大山里，有过一段自闭的童年。她有遗传性听力障碍，不会说话。2岁多，因为耳朵听不见，在马路上出车祸，做了四五次手术，保住一条命，脚落了残疾，长大后的她说，那时的自己大概是个怪物。

艾吉星要喝水，不由自主地打手语，母亲徐大平打她的手。

“不准打手语。”徐大平买了张韵母表贴墙上，每天早上对着口型，教她说话。

6岁，艾吉星被送入平江县特校，她整日扒着铁门看远处的建筑，“几个大的抢我的吃的，小的只知道哭。”艾吉星回忆那段短暂的时光，压抑，沉闷无趣。

2003年，徐大平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拉着艾吉星，去长沙找吴正荣。吴正荣叫了辆人力三轮车，让徐大平母女坐上去，他提着箱子，走了一两公里。

艾吉星被安排进入长沙开音康复中心。三个月后，艾吉星能指着门口招牌上的字，一颗一颗字地读，这才有了她开口吹牛的机会。

“她想很快学习说话，可以回家看妈妈。”杜雪慧给她修改不准确的发音，艾吉星用一年半学完其他孩子两三年甚至四年的康复课程。

去年，艾吉星顺利考入大学。

杜雪慧陪孩子们画画

幸或不幸

这些聋哑儿童飞速的进步背后是繁杂的康复过程。易海英说，听力正常的人听到声音的反应只在瞬间，而听障儿童在语言训练前首先还需要建立听力意识。

听力训练中，杜雪慧拉着孩子的手，喊他的名字，喊一遍，举一次手，重复无数遍，她希望终于有一天，喊名字的时候，看到孩子会主动举手。

建立听力意识需要一个月。听力意识建立后，才能进行简单的发音训练，普通孩子教几遍记住的发音，吴正荣说，有的聋哑孩子要学几百遍。

艾吉星清楚地记得在康复中心的很多片段。“每天午睡起来都会做一小时发音练习aoeiu；有时候我们单独在一个小屋，老师在外面大声说话，让我们告诉他在外面说了什么。”

在杜雪慧资助的436名聋哑儿童中，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按照大人期待的方向发展。

她资助的一个四岁小女孩，令她印象深刻。杜雪慧很认真地跟孩子说话，让她回答，小女孩张嘴“嘎嘎嘎嘎嘎……”

“她觉得‘嘎嘎嘎’是在回答你。” 杜雪慧说，这个孩子从乡下来，喜欢在村里抓鸡玩，没有语言基础，戴助听器觉得吵，最终没有开口说话。

她并不认为这个孩子失败了。杜雪慧始终希望每个孩子无论能否开口说话，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生活。

杜雪慧的电脑里存着一份相册，记录了他们和聋哑儿童15年里的很多瞬间。

杜雪慧滚动鼠标，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移动，落到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个幸或不幸的故事。

“这个小女孩学得很快，因为她想很快学完回家看妈妈；这个小男孩只有一条腿，走路却飞快；那个孩子生气的时候，喜欢拿装葱油饼的袋子甩别人；那个穿西装的小男孩今年考上大学了……”杜雪慧轻松地回忆起十几年前的很多场景，回头看她，脸上流淌着母性。

她和吴正荣结婚20年，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次怀孕了，孩子在肚子里面就没了。”杜雪慧说话的时候，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上帝没有给我孩子，是为了让我照顾更多这样的孩子。”她最后这样说。

杜雪慧去吉首路上，想起家乡的山。

独一无二的我

杜雪慧每三个月都会坐七八个小时大巴，去湖南吉首，了解吉首聋哑儿童的康复进展，在未通高速之前，她需要坐十多个小时火车。

在决定资助之前，杜雪慧需要对家长做详细的采访了解。杜雪慧说，项目开始实施全额资助，但是发现效果并不理想。

“家长认为他们不用管孩子，有的助听器坏了要我们出维修费；孩子冬天需要衣服，要我们出钱；孩子生病了要我们出医药费，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资助部分学费的家长更努力教孩子。因为家长也要自己出一部分钱，他们会更用心去教，觉得自己不用心教孩子会浪费钱。”杜雪慧在全额资助两三年后，改成部分资助。

在双方磨合过程中，中外教育观念和做事风格的差异时不时地冒了出来。

易海英说，杜雪慧做事严谨，中国人看来并不在意的细节，杜雪慧很在意。

“过年的时候有顺风车，有外地的孩子提前两三天离开了，杜老师会很不高兴。”易海英说，通知家长参加的活动，家长没出席，杜雪慧认为家长不重视孩子，也会很生气。

遇到沟通的问题，易海英需要把复杂的问题掰开，不断地向杜雪慧解释。

这位有将近20年聋儿语训教龄的老师理解杜雪慧的坚持，“她很多钱用来给孩子买书，买衣服很朴素。”

“你有车你就想买房子，你有房子你就想买更大的房子，你有更大的房子，你就想买别墅，你有别墅你就想买里面的设备。”杜雪慧说，物质不能满足人的心。

他们每月交3000元的房租，出门坐公交车，吃面包店带回来的面包。

未来充满变数，他们很少想到未来。吴正荣说话很慢很轻，唯独提到这十五年的时候，他接了一句“过得很快”。

他说，有一天，中国可能不需要我们的助学项目，虽然不清楚将来有什么，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后来发现做的事是对的，那就继续走下去。

十三年前，艾吉星离开康复中心时，吴正荣送她一本图画书《独一无二的我》——很久很久以后，艾吉星才开始读懂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