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忠每周政论：回顾我的从政生涯（一）

今年是我移民来澳洲第 39年，也是我从政的第 18 年。

新州上议院副议长王国忠

我1979年来澳求学再辗转居留以澳洲為家.作為留学生及第一代移民，对如何因语言文化差异被边缘化又如何努力於被澳洲社会所接受我深有体会; 我亦亲身经歷及体验了华社这三十多年变更。

而从政亦佔据了我在澳接近一半的时间。由我 2000 年参选宝活巿 (Burwood) 巿议员作為起点，我先后在巿政府担任代议士 15 年，并作為新州议会议员6 年，见证很多华裔社群的需要和澳洲政治及政党文化的变迁与光怪陆离。

本文分两期，整理并总结我多年来的经验和理念，与大家分享。

回首当初

在这裡，我先回应那些指我从未参选、缺乏民意基础的质疑。

首先，我相信一切的批评和质疑都是善意的，因為民主社会的代议士本来就要面对各种的问责；但我必须指出，我拥有 18 的选举经验，包括四届巿议会和两届州议会，都是切切实实一步一脚印的打拼回来。在澳洲的华裔议员当中绝不算少。

我生於香港长於香港，因香港环境年少时对政治认识不深，很少参与。后来辗转到澳洲留学，强烈好打不平的性格令自己开始参与社区事务。很多朋友说，认识我都在我平时强出头时所致，例如看到华人因英语能力不佳无法与警员或其他公职人员沟通，我一定施於援手。其实当时的澳洲不能不算是一个对各种族都较接受的国家，但某程度上在如何面对及处理语言及文化差异上不论是公职人员及普罗大眾都缺乏训练及了解，导致常有误解及磨擦产生，每当目睹此等情况，我就不能坐视不理。在澳洲念大学时，我在社区学校教授这裡长大的孩子中文和中华文化；又同时在文华社义务教导长者日常简单的英语，并扩大参与不同的社区活动。

至 1998 年，以韩珍(Pauline Hanson) 為代表的极右势力崛起，我与许多原本并不热衷於政治的华人一样，强烈地感到不发声就会被遗忘或牺牲，於是协助当时刚成立的团结党 (Unity Party) 推动宣传活动，获创党主席黄肇强 (Peter Wong)鼓励参选宝活巿议员。

18 年选战经验

这是我头一次参加选举，从啟动竞选运动、拉票、协商、谈判到拨票，一切由头学起，亲力亲為，结果头一次参选就夺得议席，并於第一届在多个党派及议员支持下担任副巿长，至第三年担任巿长。

12 年间四届巿议会选举连任，我都亲自策划竞选运动，并全票当选议员。

至 2003 年，我代表团结党出选新州上议院，当时是团结党上议院第一候选人。不但要全力策划我个人上议院的选举运动更要带领及全力支撑党内 50 多个下议院候选人到各区拉票和出席论坛，最终更取得五万多张基本票 ，比前一届基本票多出约七成。但因新州政党直接拨票机制废除而未能当选。至 2004年，我担任团结党主席，亲手制订竞选运动及纲领，带领团结党参加新州地方巿议会选举，达七个巿议员当选，创下纪录。

若今天有一个华人民意代表可获逾五万张基本票，你会否认為他缺乏民意基础？

在资深工党永久党员郭东成先生的鼓励下我加入了工党，有六年时间在州长办公室及党内任职，长时间负责选举期间的社区策划工作。

华人参政是必需的

回想当初我加入宝活巿议会时，是宝活巿首个华人议员，当时华人参政并不普遍。

我参政原本的初衷是提升华人的地位、尽一己所能减少歧视，但在政坛愈久，发现要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使我对政治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

记得在第一届巿议会，发现他们在製订政策的过程中，很少考虑政策对非英语背景人士的影响，也没想到要建立与非英语社群的沟通渠道。这并不怪他们，因為当年根本没有非英语背景的议员令巿议会意识到有这个需要。在宝活巿头四年，我建立了多元文化委员会，并制订了任何政策公布都必须以五种语言一同諮询和发布的规定，奠定宝活巿成為多元文化典范的基础。

政治，其中一个职能就是讲求资源如何完整和公平地分配，要公平分配，就必须多方参与。自此，我更鼓励华人积极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反映社群的不同需要。

原则上我并不詬病「参政不分种族」的论点，但这论点必须建於一个基础上：「当本地政治及政党方化已达到对各种族文化及价值有全面共识及认同」。澳洲仍未有此基础，而多元文化政策正正是為打造此基础的工具。

在此基石未奠定前，华人参政就不仅仅指黄皮肤黑头髮的形象工程而是需要参政者懂中文、拥有华人文化背景，了解我们社群所需;要透过直接的沟通令澳籍华人更能深入了解本地政治及思维更同时间要实质地去将华人文化价值观带入澳洲政治文化。

当此基础稳固及成為澳洲政治及社会基石时，我们才真正见证一个独一无二的澳洲及一个可以傲视全球的国家。

下周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