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中共最高领导人给了答案！（组图）

中共于12月18日召开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习近平还对江泽民、胡锦涛等两位中共前任最高领导人给予高度评价。 

习近平的讲话该如何解读？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祁凡骅。他表示，这篇讲话体现了这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40年改革开放整体进程的历史定位，对中国的道路选择明显更加自信，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也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 

祁凡骅认为习近平的讲话体现出中共对于道路选择明显比10年前更加自信（图源：Reuters） 

记者：习近平讲话的一开始，就把改革开放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列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是一个全新的论述。在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中共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也曾将改革开放列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如何解读习近平提出的“新三大里程碑”？ 

祁凡骅：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中共中央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的完整表述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表述不单单提到改革开放，而且把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包含进去，实际上讲的是对于整个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定位，而不单单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 

我觉得这是这届中共中央领导在重大事件当中明确的政治表态，同时也回应了中国社会的一些关切，因为近几年社会当中也出现一些思潮，认为中国现在的路线是不是和邓小平当年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完全一致，这种思潮也让一些民众感到困惑。现在领导层做出（三大里程碑）这个定位，包括这次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和回应。 

记者：与胡锦涛10年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相比，习近平这次的讲话对中共历代领导集体都给出了个清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给予了高度肯定。 

祁凡骅：就像刚才所说，这次大会纪念的是从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到2018年的现在，这40年中当然包含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任总书记的执政时期。假如说改革开放到今天的周期里中国经历了四位关键领导人的话，江泽民与胡锦涛是其中两个重要的领导人，所以在（讲话）里面给予充分肯定，这也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九条经验，即“九个必须坚持”。在10年前的那次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曾提出“十个结合”。从“十个结合”到“九个必须坚持”，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思维有什么样的演进？      

祁凡骅：应该说，中国目前对自身所走的道路和体制，自信程度更高了。（胡锦涛讲话）当时（中国）还处于对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当中，现在中国对道路选择明显要更加自信了、更加坚定了。 从理念来谈，中国要想从“发展”走向“卓越”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坚持核心、刺激进步”，那么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中明确总结了哪些是要坚持的，特别是谈到改革不是所有都要改，哪些该改革、哪些该坚持，必须是很清晰的。 

所以未来中国在发展这个层面是会不断做出改革的，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如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会有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创新。但是在基本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一定是要坚持核心不变的。 

中共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图源：Reuters） 

记者：这就正好说到外界关心的一个细节：10年前胡锦涛的讲话中，曾在“十个结合”中将“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进行论述，并用不小的篇幅强调依法加强民主建设；习近平这次的讲话，关于加强民主建设的内容放在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部分，而在“九个坚持”中没有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相关的表述是变成了“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一直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共领导层来说，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已经发生了变化？ 

祁凡骅：应该说发生的不是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清晰了。 

以往中国在学习西方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会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同样也应该学习西方政治的一些治理经验。而通过近十年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领导层已经清晰的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必要是全方位的，中国自己积累的执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有几千年的治理经验，中国有自己的治理优势，有需要传承的地方。在这个层面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与过去有所不同。 

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协商民主，这是确定的。在法制改革层面，中国今后可能会向西方学的更多一点，不断推进法制化的进程。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个会坚持，不会学习西方的多党的轮流执政，答案是比较清晰的。 

记者：所以这是你所理解的习近平所说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具体内容。 

祁凡骅：对，其实也不能说是改不改的问题，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是在谈改革过程当中的坚持。这也是从中国过去的改革经验总结出的，哪些应该继承发扬的，哪些应该不断继续探索和创新。      

记者：讲话中还有一处引起网络讨论地方：“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这似乎明确指向了当前的现实。 

祁凡骅：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讲的话肯定都不是随意的，这个表述更多的是在谈中国自己的特殊性，是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社会主义治理思想的阐述，即中国不会去追求同其他国家完全一致的发展模式，而是会走出一个兼容并蓄的道路，基于中国文化、中国背景来解决中国问题。      

记者：但很多声音认为习近平这话是在说给美国听，因为从目前来看，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提出的核心要求基本都诉诸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很有些“颐指气使”的意思。 

祁凡骅：我倒不认为这是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回应，经济问题依然是发展层面的问题，中国在发展层面想要争取世界更多的认同和理解，这样才会有更多、更顺畅的合作，所以这个回应应该是针对政治层面。 

记者：比如说美国方面近一段时间以来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中国进行的攻击？      

祁凡骅：对，在政治层面回应的意味更重。经济上具体的管理方式、制度设计，中国更加倾向于对方能够理解，从取得共识、相互合作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与西方国家对着干。不管中间有什么曲折，合作共赢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形态的“摇摆”，但也不会改变整体的趋势。这是中国在发展层面的考虑。但是在政治层面，中国有自己的坚持。 

中共在大会上表彰的“改革先锋”，民营企业家占比超过了20%（图源：Reuters） 

记者：习近平在讲话最后强调了“信仰、信念、信心”，这同样与当前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紧密相关。 

祁凡骅：当然，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与美国的贸易纠葛还处于商榷解决之中，包括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也面临着其他国家一些相应的限制，有人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我们在管理方面还是哪一方面做的不对？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就是在回应这些的内容，坚定信心、坚持信仰，大部分问题还是要在发展中才能解决。 

记者：这次纪念大会对“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进行了表彰，在100位“改革先锋”中，民营企业家超过了20位，这是否算是对民营经济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祁凡骅：我认为是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营企业是一支重要力量，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前段时间有观点认为民营企业甚至应该逐渐“离场”，实际上这是一些人的政治投机行为，把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看成是民营经济在中国没有发展空间了，错误的认为中国好像要走回头路了。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有过明确表态，这次表彰是对那些投机性观点再一次的有力回击。      

记者：还有一处细节吸引了国际舆论的目光：习近平在第一个“必须坚持”中说到，“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里的“平风波”，显然是指“六四事件”。而新华社12月17日刊发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长文，同样罕见的直接提及“六四”。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会在今后继续加大对于“六四”的脱敏程度？       

祁凡骅：敏感问题总要有一个历史的定论，不同阶段的领导人对这个事情的定论可能会有所差异。      

记者：新华社的文章中依然将“六四”定性为“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这是否意味着短期内中共不会改变对“六四”的定性？ 

祁凡骅：应该是的，作为政治态度来说，基本不会出现刚表态、刚定型就发生变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