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场：大国空巢 中国人口梦魇与数字迷雾（组图）

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劲人口动力，逐渐难以为继。 

近几年，围绕中国人口的话题好不热闹。中共体制之外一直有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试行“单独二孩”政策，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二孩”，一次次引发了更热烈的讨论。 

2019年伊始，著有《大国空巢》的学者易富贤与苏剑合写的论文直指刚过去的2018是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历史性拐点，引爆舆论。稍后，中国社科院、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官方媒体均有所表态。及至1月21日，中国统计局发表了一般被认为代表官方权威的人口数字，声称中国人口增加了530万人。 

然而，中国统计局公开的数字一定正确吗？易富贤等许多体制外学者相对悲观的预期，又有多少可信度？不论如何，中国人口都将在这段时间里达到数量峰值，并且不可逆地转入下行轨道，恰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涨的经济增速。如果不能对中国人口数据拥有全面准确的掌握，提供误差较小、相对可控的发展预测，进而制定合理有效的应对政策，中国这趟快速行驶的高铁列车未来可能会有电力供应不足之忧。 

人口之争

易富贤与苏剑合写的论文名称是《2018年：历史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面世于2019年1月1日。文章认为，“采纳2015年的抽样调查的年龄结构（官方）和联合国预测的中国死亡模式（与官方预期寿命一致），2018年的生育率为1.05，那么出生1,031万人，死亡1,158万人，负增长127万人”，并表示“2018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人口结构也快速老化，经济活力也将不断减弱，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历史性改变”。 

对于已经在经济下行中饱受负能量冲击的中国人而言，易富贤与苏剑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又一次“晴天霹雳”。尽管这种关于中国人口的“晴天霹雳”在过去已经如连珠炮般炸响了许多年，或许是因为文中提供了翔实细微且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数据，又或许关于中国人口的悲观预期已经成为共识，这篇文章还是引发了较大的舆论反响，以及官方的连锁反应。 

1月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通过展示一种相对乐观的预期间接否定了易、苏的说法，指称“经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 

《新京报》则在1月5日刊发了同样长期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何亚福的文章，提出了比较中性的观点。对于2018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说法，作者既表示“我对此存疑”，又表示涉事学者“并非完全没数据支撑”，最后总结道，“相形之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比用生育率推算的要更准确”。 

2018年才组建的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几天后的1月10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关于人口减少的问题时，相对委婉地表示，“200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大概是1,500—1,800万之间波动”。 

最新的消息则是，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终于给出了代表中央意志的权威数字，称“（2018）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另外，其数据显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死亡人口99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 

由这些仍然堪称乐观的数字来看，易富贤等体制外学者应该是多虑了。不过，统计局的数据能把易富贤驳倒吗？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真假数字

事实上，易、苏两人的论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质疑和批评了中国统计局对外公开数字的可信度。 

文章表示，“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统计非常混乱，以存在‘超生漏报’为由弃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而不用，而是采纳其他数据（教育、医疗）来校正出生人数和生育率。比如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0岁人口只有1,379万；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00年出生了1,771万人。” 

上文提到的观点稍显中性的何亚福，在其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问题是，不同来源的出生人口数据大不一样。如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推算的年出生人口；由每十年的人口普查根据夭折率回测推算的年出生人口，由这三个口径得出的出生人口数据，可以说是判若霄壤。近几年，根据前两个来源得出的数据一年差了四五百万。” 

需要指出的是，前两个“一年差了四五百万”的数字来源都是来自中国统计局。差之毫厘，缪以千里。长此以往，误差该有多大？ 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近40年里，中国的人口数量建立在政策上，政策建立在计划上，计划建立在预期上。也就是说，对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人口规模。不仅中国统计局调查数据存在疑问，很多官方“御用学者”所提出的预期也往往出现大幅偏差。 

如易、苏的论文所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在2006年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并预测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于2015年超过14亿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只有13.75亿人）”。 

再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蔡昉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每年将出生4,700万人，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将反弹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年出生人口将达到4,995万人，生育率将达到4.5。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先实行单独二孩。中国卫计委据此预测，每年会多出生200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 

然而尽管2015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统计年鉴》、《卫生统计年鉴》分别显示，该年度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64万人；“小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更不是2.4，4.4、4.5的预测更显得荒唐可笑。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仅仅两年后，2015年1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便紧急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政策通过到政策施行之间不过5天时间，足见中国高层对提高生育率的急切心态，其背后或许还有对早前体制内机构和学者预测严重失准的不满。 

可是，不论是中国统计局、卫计委、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蔡昉或翟振武等学者，代表的都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口政策制定的权威，掌握着最具权威性的统计数字，甚至是具体人口政策方案的提出者，对于中国人口政策从调查、整理、拍板、执行过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 

他们也会错吗？ 

他们确实会出错。 

根据易富贤等人的说法，他们的错误可能主要体现在调查有误、预期偏差、篡改数据三个方面。至于最后一点，《纽约时报》近日的报道《“负增长”与老龄化：中国人口危机迫在眉睫》也引述了易富贤的说法称，如果不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一再虚报出生人口和生育率的话，那么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就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现在到了追究他们罪责的时候了。“由于他们的误导，引发了无数计生悲剧和惨案。国家统计局的腐败是一种集团型的腐败，而数据腐败的危害比官员经济腐败的危害还要大，因为人口政策人命关天，而他们如此草率地篡改数据。” 

其实，对于统计数据方面的问题，中国高层也并非全无意识。 

也正如易、苏论文所述，2016年10月11日，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2017年8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都提出要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严惩统计造假。 

更重磅的事件则要属2018年7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向中国统计局党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明确指出其“落实中央关于防范惩治统计数据造假的批示要求不够有力”，“一些重点部门和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数字腐败、利益输送问题时有发生”。 

2016年1月26日，中纪委官网消息，中国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法院判决指王保安利用任中国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时的便利受贿。 

另外，地方可能有更强烈的数据造假动机，因为很多数据与地方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2017年1月，辽宁首次公开承认往届政府数据造假，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虚增金额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当时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是已经落马的王珉。 

“计划生育”政策比中国计划加市场的经济体制有更明显的“计划”色彩，在贯彻计生政策方面，地方相关部门同样存在执行压力与政绩冲动，甚至会出现侵犯民众生命权的极端事件。对此，不仅中国媒体少有关注，习惯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媒体近四十年来也鲜有报道。无数的胎儿、婴儿，就这样无声地消失在了数字迷雾之中。 

悬崖勒马

近几来，对于人口问题的争议，除了常见的出生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还有关于民族结构的变化。 

2006年3月，中国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9.4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以仅占十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将近一半的新增人口。由于双方人口总量的巨大差距，汉族老人去世数量更多，可知少数民族新增人口主要是新生人口，显示了其明显高于汉族的出生率，以及更年轻的人口结构，这也就意味着其人口占比将会继续攀升。 

无怪乎有网友戏称“计划生育”是“计汉生育”。其实这也比较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内容和执行情况。以近年较受关注的新疆为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共有36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已经约为1,007万人。1975年，当地对汉族实行计划生育，使其出生率下降幅度在15%至50%之间。直至1989年，才将计划生育政策扩展到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不过后来全面覆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平等对待，因为该政策允许汉族实行城市生一胎、农村生两胎，却允许少数民族城市生两胎、农村生三胎。而在现实层面，由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统计相对失效，汉族与少数民族出生率差异可能更大。 

据英国BBC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国土耳其关系因维吾尔族议题陷入紧张》提及，一名在2014年移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讲述时称，“在去年斋戒月一个晚上，大约50名家庭成员齐聚吃饭”。文章还称，“现在他和他的妻子与4名孩子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寓里”。 

不久前，中国网络中传出一张称是记录新疆一位官员内部讲话的截图，透露新疆正在反思过去几年因民族而异的计划生育政策，给新疆的长远治理制造了难题。 

一方面，中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多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民族方面自上而下的差异仍然存在。在中国人口的民族结构发生某种质的变化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目前似乎尚是未知之数。而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中国人口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人口数量的下降，在世界人口所占比重的塌陷萎缩，则已成定数。 

中国目前舆论场对于这种前景，悲观情绪明显多于乐观情绪。易富贤与苏剑论文结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文称，“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占全球1/3左右人口的大民族，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由于主流人口学家的短视和无能（学术腐败比经济腐败的危害更大），一步步沦落为极度老弱的小民族！” 

不过，中国高层在人口问题上似乎也有亡羊补牢、拨乱反正的意向。例如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以及易富贤所著《大国空巢》的出版。 

该书全名是《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2007年已在香港出版。有十多家出版社希望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但都因拿不到“准生证”而一次次“胎死腹中”。直至2013年，才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是直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央级出版社。 

易富贤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透露，“国家卫计委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了一封抗议信，表示这不是一本好书，责备他们不该出版”，“但发展研究中心并没有把这本书毙掉，只是让我等一阵子”。 

而今，《大国空巢》已经出版多年，中国的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有所转向。然而时至今日，人口数量长期走势已然铸就，中国还能避免“大国空巢”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