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波音公司最佳工程师的“波音之父”，竟然是一个中国人（组图）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今天驰骋航空界的波音公司在最一开始是由一位中国人担任总工程师；

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并不只有冯如先生一人；

或许更少有人知道，这位中国人还曾是钱学森的老师。

他便是被称为“波音之父”的王助。

王助，字禹朋，1893年8月10日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12岁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了烟台海军水师学校，16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驱动下，清朝政府挑选了9名少年远赴英国学习造船知识，王助便是其中之一。

来到欧洲之后的1910年，王助等人先在阿姆斯特朗大学攻读船舶制造，后转至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一战的战火很快就波及到了英国，王助迫不得已同巴玉藻等同学一起转至美国，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专业。

在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第一个开设航空工程专业的学校，而王助也有幸成为了第二批毕业生，第一批毕业生中有许多我们熟知的人物，如Douglas等。

1916年6月，王助与巴玉藻、王孝丰三人一同获得了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这在当时的美国也是极其稀缺的人才。

但是1916年的中国却动乱不堪，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了国外留学生的经费供应中断。王助不得不自己在美国寻找工作来维持生计，于是在导师Jerome Hunsaker的引荐之下，王助结实了正在纽约准备去海军服役的乔治·维斯特维尔特（George Westervelt）。

这个乔治其实是波音公司的初创人员之一，当年作为第一届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与当时热衷于航空事业的威廉·波音一拍即合，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也就是日后的波音公司。

但是乔治后来选择加入海军参加一战，于是便放弃了与波音的合伙关系，但答应为其寻找一名出色的合伙人。

很多人都认为乔治和王助在麻省理工就是同学，并且还相识，甚至有不少媒体在介绍他的时候还不负责任地说他和王助是同班同学。真的不好意思，这样的臆测实在是毫无根据的。

乔治从麻省理工毕业时，王助还没有进入学校，从何谈起同班同学呢。但是经由共同的导师举荐后，乔治发现了王助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了波音。

波音当时正在研制“B&W-1"型水上飞机，但是由于设计不佳迟迟无法达到军方的要求。此时的波音公司已经摇摇欲坠了，合伙人的出走，研制计划的不顺利使得这个才起步的公司陷入了窘境。

然而，王助的到来一举扭转了局势。波音也极其赏识王助的才华，将他聘为工程师，这也是波音公司历史上的第一位工程师。

王助来到波音之后重新设计了整架飞机，利用自己在麻省理工学到的知识和风洞测试的数据一步一步地经行修改，并由自己亲自试飞。

这架飞机便是大名鼎鼎的波音C型水上教练机。整机的性能堪称完美，这里引用一下美国海军试飞员的话：

“C型机比美国海军史上见过的任何飞机都要出色的多。”

C型机成功获得了海军50架的订单，同时还订购了一架单浮筒的试验机，总金额57.5万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可以参考一下，但是美国工人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4美分。依靠着这笔钱，波音公司从此发家致富，为后来传奇的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王助，就没有波音的成功；没有王助，也许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波音是什么。

波音公司在自己的历史中曾这样评价王助：

“The first，and the best。”

如此之高的评价给予了一位中国人，不禁也让我们觉得自豪至极。

C型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军事领域，1919年波音本人与飞行员Eddie Hubbard一同携带着60封信件从加拿大温哥华开着飞机飞到了美国西雅图，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航空邮政，他们驾驶的飞机正是王助设计的C型机。

1917年冬天，就在王助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同自己的老朋友巴玉藻等人一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后改为海军制造飞机处）。

很多人会问为何王助会在此时选择回国呢？

我只想说两个字：报国！

有许许多多的媒体在说起此事的时候，自以为是地把当时华人的处境联系到一起，说王助是无法忍受“种族歧视”而愤然回国的。还捏造了海军因为歧视华人而不允许王助进入试验现场，怕他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的故事。

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下：

一、海军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试验场是规定，放到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的。而且C型机本来就是王助设计并亲自试飞的，还用得着进入试验场来学么？

二、西雅图的确在1986年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但距离王助来到西雅图也已经过去了30多年。而且波音本人对待王助是非常好的。在乔治引荐王助的时候就曾对波音强调：“Treat him as a gentlemam.” （要像对待绅士一样对待他）而波音也是这么做的，给了王助优良的居住环境并将食宿起居安排的妥妥当当，他甚至经常教育自己的儿子要对王助以礼相待。

所以所谓的王助无法忍受种族歧视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许多媒体仅仅用这么一个理由来解释王助回国这件事，着实是对他报国雄心的贬低。

回国后，王助与巴玉藻等同学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飞机制造厂。

期间他们设计并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可惜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这架飞机在第一次试飞过程中机毁人亡。之后他们又设计了鱼雷轰炸机，海岸巡逻机等众多飞机。

也许是当时政府的不重视以及时局的混乱，王助设计的飞机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订单，但是作为中国航空史上多个第一的诞生地，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还是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图是“甲型一号”的模型。

1925年5月，美国的寇蒂斯飞机公司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合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航公司——中国航空公司。

说来也巧，美国方面派来代表正是王助的老朋友，乔治.维斯特维尔特。为了与中国合作，乔治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王助。于是他聘请王助担任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飞机的维修和保养。

日后从当时飞行员的叙述中我们得知，王助维修过的飞机很多都比原先美国原装货还要好，因为王助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他在维修的工程中还做了许多改进，使得飞机的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934年6月，国民政府与美国合资在杭州建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长，王助担任中方最高负责人。

也就是在中杭厂期间，王助结识了钱学森。当时钱学森作为一名实习生来到中杭厂实习，王助很快发现了钱学森的才华，并毫无保留地教授他各种航空知识。

也许是两岸之间政治的云波诡异，王助在晚年也只敢在成功大学上课时呐呐自语，告诉自己的学生在海峡对面有一位他的学生，叫钱学森。

钱学森在日后也时常谈起王助对自己的教诲和影响，只可惜王助到去世也没有再能见上钱学森一眼。

左为钱学森，右为王助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杭厂迁至武汉，后又迁至成都，期间王助一直没有停止对飞机的研究。

1939年7月，中国航空研究所在王助的强烈建议下成立，他也担任副所长。下图是当世蒋介石给他的聘书。

在这期间，王助研制了多款性能先进的飞机，甚至有几款真的能堪称黑科技。在当时战略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他用木材替代了钢材制作飞机的结构，用竹子制作飞机的蒙皮和油箱，并解决了防腐等一系列问题。

下图便是当时保留下来的一块竹制层板。

在成都时，有这么两款飞机，我需要单独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架是教研三型教练机，另一架就是研滑一型滑翔运输机。

教研三型教练机的设计在当时是机器新颖和先进的，它采用下单翼，V型尾翼，竹木混合结构。要知道，V型尾翼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设计，王助大胆采用了这样的设计，可见他在飞机设计领域的造诣有多么深。

研滑一型滑翔运输机在当时真的可以称作为“民国天上的黑科技”。

这款用于运输士兵的滑翔机可以承载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两名机组成员，要知道当时被称为“空中特洛伊木马”的德国最先进的DFS-230滑翔机也仅能携带9名轻装士兵外加一名飞行员。

研滑一型采用了全竹木混合材料，这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此优异的性能却没能在抗战中发挥作用，在它研制成功之时，抗战刚刚结束，着实可惜。

1949年过后，王助迁居台湾，并一度不再参与航空的工作，在台南过起隐居生活。

但是，出于对航空人才的培养和对航空事业的热爱，1955已是古稀之年的他来到成功大学，教授航空工程专业。

这期间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是却依旧坚守在讲台上，细心地备课教书，培养着航空界未来的人才。

下图是他当时的讲义。

1965年3月4日，由于病情恶化，王助在台南去世，享年73岁。

王助这传奇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之敬佩，他出众的才华，坚毅的品格，不朽的爱国心都应该被世人所传颂。

虽然之前波音对于王助的贡献一直模棱两可，但是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没有王助就没有波音的今天，将他称为“波音之父”一点都不为过。

而王助对于中国航空事业的贡献也不应该因为他迁居台湾而被抹灭。他放弃了在美国如日中天的事业，回国为还在萌芽中的中国航空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全部。

在当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苦苦地支撑着风雨飘摇的中国航空。而当今天，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制造的飞机歼十、歼20已经能和欧美相抗衡的时候，不知道王助的在天之灵是否能看到。

这盛世，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