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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黄春发:出狱5年当省政协委员,三次被网上追逃(组图)

2019-07-05 来源: 新京报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就算是在被江西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后,黄春发仍为孟津县政协常委。孟津县一位官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县政协常委人选需由县委决定,目前尚未接到县委取消黄春发政协常委资格的通知。

2019年6月,身为河南省孟津县政协常委的黄春发,已处于“失联”状态。此时的他,已被江西上饶警方列为上网追逃对象,而这是16年来,黄春发第三次被追逃。

16年前,时任江西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身亡。与余小平交往密切的福建商人黄春发,被江西省纪委通报称为余小平自杀的“重要涉案人”,并由江西警方上网追逃。2005年,黄春发在河南落网,后被判刑三年。

数年沉寂后,黄春发成为河南洛阳多个土地开发项目的操盘人。至2013年,黄春发一跃成为河南商界名流,当选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九届孟津县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判刑以及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不得提名或继续提名为委员人选。

仅仅两年后,黄春发因涉嫌行贿当地一名官员,于2015年再次被网上追逃。最后,由于行贿情节未被认定,黄春发全身而退。

2018年11月,因在河南省孟津县土地开发中被原合作伙伴报案称涉嫌合同诈骗,黄春发第三次被追逃。知情人透露,至2019年6月,黄春发去向暂时成谜。

就算是在被江西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后,黄春发仍为孟津县政协常委。孟津县一位官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县政协常委人选需由县委决定,目前尚未接到县委取消黄春发政协常委资格的通知。

“逃犯”黄春发:出狱5年当省政协委员,三次被网上追逃(组图) - 1
2019年6月12日,童国雄的代理人向记者指出万国商汇项目所在地,仍有大片土地未开发。新京报记者 卢通 摄 

县政协常委成追逃对象

直到今年7月初,黄春发的头像依然保留在河南省孟津县政协官网的常委介绍页中。根据官方介绍,其身份为“洛阳合一集团董事长”。

公开资料显示,1973年出生的黄春发是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人,2005年在河南安阳被警方抓获后,便极少再引起公众关注。至2012年,黄春发已转战河南省孟津县,成为当地“万国商汇”项目操盘人。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2012年5月30日,由黄春发实际控制的厦门合一集团与孟津县政府签订《中部产业集群(国际商汇新区)项目协议书》。协议约定,孟津县政府提供位于孟津县城与洛阳市区之间的10000亩左右土地,由厦门合一公司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即将土地由不具备城市基础设施的“生地”开发成“熟地”。

协议约定,项目土地出让金政府按5万元每亩收取,这意味着,开发完成的“熟地”经招拍挂后获取的土地出让金,政府每亩只留5万,剩余全部返还黄春发公司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年6月18日,厦门合一公司在孟津县成立洛阳合一公司作为落地公司负责项目开发,股东为黄春发的儿子黄荣灿、二妹黄宝月。

江西上饶商人童国雄说,2011年他经朋友介绍与黄春发结识后,投资万国商汇(改名前称“国际商汇”)项目。2012年8月22日,童国雄、徐定榜与黄春发父亲黄金环签订洛阳合一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原股东黄荣灿、黄宝月把股份分别转让给黄金环50%、童国雄35%、徐定榜15%;项目前期投资约5亿元,由三人按占股比例共同出资,黄金环出资部分由童、徐二人垫付。

童国雄透露,因项目是黄春发拿的,协议规定他们进入项目还需向黄春发支付5000万元作为补偿,前期投资的资金也几乎全由他和徐定榜垫付。截至2013年9月童、徐共投资2.2119亿元。但股东协议书同时规定了洛阳合一公司作为该项目主体开发地位的条款,这让他们认为有了保障。

协议书规定,“万国商汇新区项目的所有权利义务由洛阳合一公司独立承担,所有与孟津县政府的手续需全部归属于洛阳合一公司名下。”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规定“厦门合一公司不得就该项目与其它主体有任何的协议和承诺”。

但童国雄发现,在他和徐定榜不知情的情况下,厦门合一集团与孟津县政府签了另一份协议。

这份签订于2013年9月26日的《中部产业集群(国际商汇新区)项目补充协议(一)》规定,对于厦门合一公司在项目规划区域内招商引进的公司摘牌的土地,享受2012年5月30日所签项目协议书约定的,“由乙方(厦门合一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控股公司摘牌的政策。”而由此产生的款项,则由孟津县政府按相关程序支付给厦门合一公司。

童国雄说,这就意味着,本来该返还给洛阳合一公司的钱,全部进了厦门合一。童国雄统计,2013年8月至2016年1月,共有洛阳心建等六家公司参与了万国商汇土地招拍挂。一位知情人估计,由此产生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超过2.6亿元,均未回到洛阳合一公司。

“这是诈骗。”童国雄说。2018年6月,童国雄一方向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新京报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上饶市警方受案初查后,于2018年8月10日对黄春发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2018年11月2日至今,黄春发被上网追逃。

被江西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后,至2019年6月,黄春发仍为孟津县政协常委。孟津县一位官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县政协常委人选需由县委决定,目前尚未接到县委取消黄春发政协常委资格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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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发出席活动的照片。图源/厦门合一集团官网

市委书记自杀的“重要涉案人”

这并不是黄春发第一次被江西警方追逃。2003年9月,因是上饶市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的“重要涉案人”,黄春发被江西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上网追逃。

2003年8月26日,时任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身亡。《检察风云》2004年第10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缢调查》一文,曾披露余小平自杀前后的细节及其与黄春发的交往。

2004年7月5日,江西省纪委通报余小平被双开的消息,其中一条违纪事实与黄春发相关。通报称,2002年夏天某晚,黄春发曾介绍一失足妇女与余小平发生性关系。上述文章披露,在余小平出事前一天,黄春发就携款外逃。江西省纪委通报称,对余小平的调查“因重要涉案人黄春发尚未归案,待黄春发归案后再作深入调查”。

黄春发在江西的发迹史,与余小平的任职轨迹基本吻合。黄春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出经商闯荡,先是在湖南做煤炭生意,后转至江西宜春做石料生意,与时任樟树市副市长余小平结识。此后,黄春发在大京九加油城项目上发迹。

1995年,黄春发在樟树投资兴建大京九加油城,当时,大京九加油城是由粤入赣最大的一座加油站,共有10车道、16台加油机。上述文章披露,加油站的红火得益于政策倾斜,大京九加油站兴建时占地40亩,土地转让价格为2万元每亩,按当时的市场价,土地出让价格应在20万元每亩。

余小平任樟树市委书记后,黄春发在樟树注册成立春来集团,后在该市著名的商业中心区“小香港街”开发商住综合建筑春来大厦。此后,春来集团又以每亩2.4万元的价格获得市政府重新规划的中药城开发权。上述文章披露,黄春发在樟树的三大投资项目,土地审批均未经招标议标。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公开资料显示,余小平上任上饶市委书记后,黄春发紧跟进入上饶,开发“中国江南商贸城”。该项目在320国道旁,规划占地2300亩,总耗资达20亿,在当时的介绍中,该项目将成为一个容纳5万人,规模相当于一个县城的区域性商业中心。

2005年6月16日,黄春发在河南安阳被抓获。“北大法宝”网公布的《樟树市大京九加油城、黄春发等偷税案》披露,江西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春发系大京九加油城、樟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指使公司的有关人员做两套账,偷逃税款,其行为构成偷税罪,上述两公司偷逃税款超过252万元。2007年5月18日,黄春发因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27639.69元。

多位接近黄春发的人士透露,黄春发出来后并不讳谈余小平,但从不详谈。童国雄回忆,黄春发曾当其面说,余小平出事并不是他的责任,反倒是“余小平害了他”。另一位人士则回忆,黄春发对余小平之死并无愧意,称接近余小平“是为了生活”,“不遇到黄春发,余小平也会遇到王春发、马春发。他迟早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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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日,孟津县政协官网常委介绍页上的黄春发。

出狱5年后当上省政协委员

从2009年开始,出狱后的黄春发再次活跃于商场。2009年11月11日,黄春发在厦门注册成立厦门合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其妹黄宝月。

官网介绍中,厦门合一集团“总资产二十六亿三千万,拥有员工一千五百九十多人”,旗下公司多达19家。这些公司囊括了黄春发成长轨迹上所有成立过的公司,如江西大京九石化公司、中国药都、江南商贸中心、江西春来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等等。

一位与黄春发有过合作关系的商人透露,2010年前后,河南省一位主要领导带领招商团队至厦门招商,黄春发自此与河南官场结缘,此后便将人脉经营的重点转移至河南洛阳。2010年10月28日,厦门合一集团与洛阳市洛宁县政府签约,投资中国中部(洛宁)市场集群基地项目。

一位知情人透露,在开发洛宁项目期间,黄春发已与洛宁县原县委书记高维勋熟识,后经高牵线,黄春发才至孟津县开发万国商汇项目。而与洛宁项目“前后脚”的万国商汇项目,总投资达220亿元,仅一期占地就达4700亩,不论在项目面积还是投资规模上均超越了前者。

至2013年,黄春发一跃成为河南商界名流,并当选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判刑以及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不得提名或继续提名为委员人选。

仅过两年,由于河南省洛宁县原县委书记、洛阳市人大秘书长和洛阳市人大办公室调研员高维勋落马,黄春发被牵扯其中。知情人透露,2015年5月,黄春发因涉嫌向高维勋行贿,被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检察院上网追逃。同年6月25日,黄春发投案自首。

《高维勋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披露,高维勋在2012年1月的身份是洛阳市人大办公室调研员,其帮助黄春发的合一集团在孟津投资立项,黄春发于2012年6月给高维勋购买一辆价值105万元的路虎汽车,以及在2013年、2014年、2015年春节以顾问费的名义三次送给高维勋150万元。

但高维勋辩护律师提出,黄春发给予高维勋的150万元和一辆汽车是双方雇佣顾问的劳务报酬,高维勋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应认定为受贿。这一辩护意见被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采纳。2016年12月20日,高维勋因构成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黄春发在被调查一个月时间后恢复自由。

但黄春发此后未再担任河南省政协委员。2019年6月底,新京报记者查询河南省政协官网,黄春发已不在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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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的上饶“中国江南商贸城”项目,其为余小平任上饶市委书记期间,黄春发在上饶开发。新京报记者 卢通 摄

“有针对性地结交官员”

多位接近黄春发的人士认为,黄春发擅长“有针对性地结交官员”,将政商资源娴熟运用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黄春发原合作伙伴徐定榜回忆,黄春发交往频繁的多为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对此,黄春发曾向他解释其中奥妙,“这么做是利用老干部的心理状态,因老干部退下来心理有落差,向老干部献殷勤容易使其感动。”在与老干部熟络后,就可通过老干部结识现任干部。

在与时任领导的交往上,黄春发则体现出了“坚韧不拔”的能力。河南籍商人陈丽曾与黄春发交往密切,据她回忆,黄春发当时想与孟津县一位时任领导结交,但多次约见对方均以工作忙推脱。此后,黄春发打听到这位领导常去一所学校操场跑步,黄春发便守候在这所学校,从而与这位官员结识。

李强曾作为黄春发助理在其身边工作过4年。其认为,黄春发结交官员具有针对性,不做无用功,在礼尚往来中体现出特有的“精明”。黄春发喜欢送冬虫夏草,会买成麻袋的虫草回家,由其母亲、妹妹在家挑选、捆装。曾多次参与捆装虫草的李强回忆,黄春发曾透露这些虫草是从西部地区购买的廉价虫草,但送人时需用红绳精心捆好,用高档礼品盒包装。黄春发自己则食用别人赠送的高档虫草。

知情人士说,黄春发对官员“友善”,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却很“小气”。与黄春发关系密切的商人多数与其反目,黄春发甚至会安排人“盯梢”对方。

陈丽是黄春发的债权人。陈丽通过诉讼要回黄春发欠她的1000余万债务。李强透露,黄春发颇为恼火,一次在气极时,吩咐李强找人“弄”一下陈丽。

李强系退伍军人出身,在跟随黄春发以后多负责安保工作。李强自述,自己也害怕做得过火会牵连自己,因此提前给陈丽报信,“让她这段时间少来公司。”黄春发还曾指示李强“盯梢”陈丽,李强回忆,那段时间他找了几个人与自己一起在陈丽楼下彻夜蹲守,目的是掌握陈丽下班回家后的行迹,以照片形式交差。但李强亦与陈丽通气,让陈丽“配合”其交差。

此后享受“盯梢”待遇的还有徐定榜、童国雄的代理人等。李强称,有一天黄春发吩咐其从公司拿两万块,安排人跟踪掌握徐定榜、童国雄代理人行迹。但黄春发交代此事时很小心,并未交代进一步如何行动,也未交代两万如何用,只是让李强以借款名义向公司支取这笔钱。此后,李强便安排人“跟踪”徐定榜等人车辆。而李强如法炮制,跟徐定榜等人通气,“每次跟踪时,车辆相隔四五十米,我会电话通知他们我在后面,让他们‘配合’一下”。

在上述熟悉黄春发的人看来,黄春发的政商交际颇具“围猎”性质,余小平、高维勋等人即是明证。

黄春发一方称警方“违法立案”

随着黄春发第三次被追逃,其再次从公众视野消失。知情人透露,上饶警方从受案初查到立案侦查阶段,曾多次要求黄春发及其他人员到案谈话,但未获黄春发一方配合。

2019年6月16日至18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黄春发手机,但电话显示未接通,发送短信也无法送达。黄春发妹妹黄宝月的手机则处于停机状态。工商资料显示,洛阳合一公司董事长已变更为林长堤,知情人透露林长堤为黄春发表弟。记者拨打林长堤手机,手机在有人接听后迅速挂断,后记者发送短信未获回复。6月17日,新京报记者来到洛阳合一公司,一位疑似林长堤的男子表示不便接待记者,有事可向孟津县政府了解。

虽然黄春发未露面,但黄春发一方却对上饶警方立案追逃表示极大质疑。黄春发的代理律师张庆方向记者表示,2017 年 3 月 26 日,童国雄一方以心建公司等六公司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摘牌相关多宗土地使用权取得政府返还土地出让金,损害洛阳合一公司利益为由,起诉厦门合一公司、黄春发、孟津县人民政府等。2018年11月19日,河南省高院驳回了童国雄一方的诉讼请求。

张庆方认为,本案已有民事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上饶警方属对处于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的同一法律事实同时启动刑事程序,系插手经济纠纷,已涉嫌违法立案。而上饶警方在一份材料中对上述质疑作出回应称,民事诉讼部分与黄春发涉合同诈骗不是同一法律事实,“违法立案”一说难以成立。

童国雄一方透露,上饶警方办案过程中遭遇“不明原因”的阻力。案件知情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自2018年6月13日,上饶警方多次出具证据调取通知书至孟津县政府调取相关材料,但孟津县政府工作人员“一直推诿、搪塞”,至2018年12月5日,孟津县政府办公室只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截至当时“尚未找到相关材料”。此外,上饶警方还曾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协查函至孟津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但孟津警方未予配合。

令人费解的是,在黄春发向各级部门举报的材料中,出现上饶市公安局发给孟津县公安局的证据调取通知书。一位参与案件调查的知情人表示,证据调取通知书只出具给当地警方,怎么会出现在嫌疑人的投诉材料中?这表明孟津县相关部门部分人员疑向黄春发一方泄露了这一材料。

2019年6月17日,新京报记者至孟津县委宣传部递交了采访提纲,工作人员表示,记者可前往孟津县政府了解。孟津县政府办一工作人员则表示,了解此事需至洛北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管委会。但在记者前往该管委会后,工作人员以接受采访需经县委宣传部书面通知为由,拒绝接受采访提纲。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吴少义在电话中表示,了解黄春发有关事宜需前往孟津县公安局。记者至孟津县公安局递交了采访提纲,截至2019年6月27日未获回应。

江西省公安厅在今年1月29日的一份回函中透露,公安部经侦局先后两次来文对黄春发案进行执法监督,江西省公安厅亦多次对该案进行督导,目前“部、省两级公安机关相关督办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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