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赴美选精生子：两年花100万 上户口咬定是“一夜情”（组图）

摘要：尽管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中国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意愿正在逐年增加，尤其是 2015 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政策相对宽松，越来越多具有稳定情感关系和经济水平的同性伴侣选择生育孩子。Wendy 和 Karen 是一对居住在昆明的同性伴侣，经过两年的努力，多次往返美国，打了 300 多针，花费近 100 万人民币后，她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到美国的第五天，Wendy 的宝宝就出生了，早产两个月。新生儿体重只有两公斤，脑袋不足拳头大，粉色的皮肤上血管清晰可见，像是透明的。病房很静，但仍听不到她的呼吸声，wendy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贴近她的鼻子，感受了几秒才安下心来，“哦，还活着。”

病房外，宝宝的另一位妈妈 Karen 正来回踱步，神情恍惚。听到医生询问 Wendy 的年龄，她突然冲进去大喊，“是我们的宝宝 32 周，你怎么是 32 岁呢！”

“我是 32 岁啊。” Wendy 觉得 Karen 是真的慌了，连她的年龄都记不得。

Wendy 和 Karen 是一对居住在昆明的同性伴侣，经过两年的努力，她们终于在第三次体外人工授精（编者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俗称试管婴儿）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相比于异性伴侣家庭，她们的生子之路上有更多经济和社会上的压力。

“婚姻可以等，但生孩子不行。”目前，同性婚姻在中国大陆地区尚未合法化，但民间非营利组织同语的负责人徐玢观察到，“（同性伴侣）生育子女的需求已经出现。” 尽管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中国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意愿正在逐年增加，尤其是 2015 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政策相对宽松，越来越多具有稳定情感关系和经济水平的同性伴侣选择生育孩子。

2015年12月，怀孕 3 个月的芝麻饼和豆子一起成立了公号，分享如何选择医院和精子库等攻略，并且建立了多个微信群，供已经有孩子或正打算要孩子的妈妈们交流经验。一年后，公号粉丝就涨到 5000 个，超过 80 个同性伴侣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Wendy 是其中之一。

两年间，她多次往返美国，打了 300 多针，花费近 100 万人民币，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得知早产的消息后，Wendy的第一反应是，“我家要破产了”，她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妈妈，要她再准备一笔钱，以支付婴儿住保温箱的医疗费用。

哪怕抵押房子，她也要保住这个孩子。

Karen 和 Wendy 在周末前往昆明市郊的大墨雨村看望豆子和芝麻饼。王丹妮摄

必须有个孩子

“哇……哇……”靠在床边打盹的Wendy 被婴儿的哭声惊醒，这是她设置的闹钟铃声，每三小时一次，为宝宝挤奶。早产儿无法自己吸吮，Wendy就用挤奶器10 毫升、10 毫升地吸，乳头肿成大拇指粗。

孩子出生后的三个月，Wendy 和 Karen 一直留在美国，24小时轮流守着她。有时候Wendy 起身上个厕所，还没爬上床，就趴在旁边昏睡过去。Karen 有次出门买菜很久没回来，Wendy急得到处找，最后在汽车驾驶座上看到她。车没熄火，窗户紧闭，她们心里一阵后怕。

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源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念头，“总该有个孩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认为，随着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西方国家同性恋家庭养育子女的信息大量进入中国，激发了中国同性恋社群关于“家庭”的新想象。Wendy 和 Karen 正是他所研究的这类同性伴侣。她们以恋人的身份在英国生活了两年，感情日益稳定，当Karen提出要个孩子，Wendy 自然地回应，“生就生呗。”

同在英国留过学的芝麻饼觉得，这是“女人的天性”。刚跨过30 岁的门槛，她就产生了当母亲的念头。看着闺蜜的肚子一天一天地鼓起来，她心里也生出一丝幸福的感觉。

但对同性恋者来说，这种天然的欲望被认为是一种禁忌，最基本的生育权成了他们不配拥有的东西。

豆子妈妈曾是党报的记者，她反对女儿和芝麻饼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无法生育后代。豆子跟家人出柜（编者注：指公开性取向、性别认同）后，她警告，“你们的下场就是一无所有、孤独终老！”

Wendy不敢跟妈妈出柜，只能默默忍受催婚和催生的压力。2012年回国后，她拒绝相亲，“有‘姐姐’（Karen）照顾我就够了。”父母还不知道她们的关系，只知道这是女儿在英国读书期间的室友，跟她一起回国工作，暂住在家里。

这种“照顾”没法让妈妈满意，在她眼中，有个男人，再有个孩子，才算是有家。“而且，终极目标是孩子。”

芝麻饼不同意豆子妈妈的看法。有次，她们在电话里“辩论”了两个小时：妈妈坚持认为，同性恋不能生孩子，“是落后的文明”；芝麻饼反驳说“（生孩子）其实有很多选择”，有朋友收养了亲戚的孩子，有人养育着形婚期间与前夫生的孩子，还有人像她们一样通过试管婴儿等辅助技术生育子女。

Wendy 从没考虑过前两种方式。“钱要自己挣，娃要自己生！”她挽着 Karen 的胳膊，笑着说起外婆的口头禅。在中国传统家庭里，血缘有着无需解释的分量。

她们都想自己生孩子，但却找不到路径。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2016年开始全面废止实施了30多年的“一孩政策”。但单身女性的生育仍然不被认可为“计划内”。另外，法律虽认可了试管婴儿技术，但规定接受生殖辅助的只能是不孕不育的异性夫妇。

她们什么都给不出，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外。

试管婴儿

在英国，Wendy 和 Karen 发现想生孩子也没那么容易。技术和法律壁垒不再，但女性伴侣生育所缺的精子却难以获取。2010年，她们在本地朋友的介绍下去一家公益组织注册，等待志愿者捐献精子，两年过去，毫无音讯。

2013年，芝麻饼和豆子在英国尝试辅助生育时，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参考信息都没有”。当时，中国还很少有同性伴侣尝试出国生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学校某位教授的朋友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成功怀上孩子，便立刻要来联系方式，找到那家医院。“没有其他选择，也没多想”，她们就在那家医院尝试了两次，均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芝麻饼在美国成功怀孕，Wendy才了解到通过商业机构选精生子的渠道。相比于早年无望的等待，美国的精子银行能提供上千份男性的资料供她们选择，“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眼睛都看花了”。在这件事上，两个人都变得挑剔起来，“身高起码180cm，长得要好看，身体必须健壮……”好不容易挑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人选，仔细一查，发现他的远房姑姑患有癌症。“这我坚决不要！”Wendy 皱起眉。

Wendy综合对比网上的帖子，查看医院官网，再逐一发邮件解释自己的情况：中国人、同性伴侣、有旅行签证。

最终，只有两家医院回复。

Wendy估计，中国同性伴侣赴美生子在当时还不常见，虽然手术在美国完全合规合法，但中国同性伴侣拿旅行签证赴美生子，以及回中国之后面对的法律问题等，对医院来说都是“潜在的麻烦”。

仅有的机会必须紧紧抓住。和其中一家医院签订协议后，Wendy 辞去工作，Karen 请了三周年假，两个人第一次踏上美国。

大部分女同性恋者采用的生育模式是 A 卵 B 怀，但用谁的卵子、谁的子宫，成了新的问题。

Wendy 和 Karen 以公平原则回避这个问题，“（取卵）都是她一颗我一颗的”，Wendy 说，“怀的话，当然是我来，我比较年轻。”芝麻饼也是负责生育的妈妈，但卵子是豆子的，所以常有朋友问起，“你是怎么决定帮豆子生宝宝的？”她每次都会作出澄清，“我们一起经历了整个过程，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宝宝。”

更常见的情况是矛盾与争吵。徐玢曾给多对同性伴侣做过调解，有些人觉得“不公平”、“不愿承受生育的痛苦”，有些父母坚持要用自己女儿的卵子“传宗接代”，“如果双方僵持不下，两个家庭都会被卷入拉扯之中。”

在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化，同性家庭子女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他们都想从中争取点什么来获取存在感和安全感。徐玢认识一个负责怀孕的妈妈，孩子出生后，提供卵子的同性伴侣却和她提出分手并要求带走孩子。她毫无办法，“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走司法程序”。两年多里，她辞职在家，“白白承受了怀胎生育的痛”，最后一无所有，只能暗暗自嘲是个“代孕妈妈加保姆”。

在生育过程中，同性伴侣承受着与常人相同的痛苦，但生理的痛和经济社会的压力揉在一起，搅动着她们缺乏保障的爱情。“各种争吵都会出现，”Wendy 望了一眼 Karen 说，“要没一点感情基础，根本坚持不下来。”

第一次试管，受精卵移植一个月后，Wendy被检查出宫外孕。必须流产。医生跟她确认说，“回去自己买点堕胎药吃就好了。

医生轻描淡写的语气激怒了 Wendy ，“我付出了这么多，你还来问我想不想要（孩子）？” 她哭着冲医生吼道，甚至惊动了保安。

第二次尝试以生化妊娠（编者注：指发生在妊娠5周内的早期流产）结束，“如果放弃，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她们提起勇气，决心再试一次，最终，两颗受精卵在 Wendy 的子宫内缓慢生长。

她惴惴不安地期盼着孩子的到来，像守着一株微弱的火苗，怕一不小心又灭了。几个月后，其中一颗受精卵在Wendy的体内裂变成两个，Wendy的子宫怀着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但我的身体怀不住。”医生要求减产，“放弃其中两个”，Wendy 再次情绪崩溃。

躺在床上，她忍不住想，上次流产时也是两男一女，“是之前失去的孩子回来找我了吗？”她望着 Karen，怔怔地流眼泪，“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

“因为你认识了我。” Karen 极力克制情绪，紧紧抱着 Wendy。

做减产手术之前，Karen 骑上电动车带 Wendy 去了趟圆通寺，她们不信佛，但这次跪在蒲团上不停地磕头，临走还捐了 200 元香火钱，“实在需要一些精神寄托”。

手术不能打麻醉剂，Wendy 躺在病床上，看到医生举起一根细长的针，她的身体忍不住颤抖。

“马上插入心脏。”

“打药。”

“胎心已经没了。”

Wendy到现在还记得医生和助手在手术室里的对话。这两个被放弃的孩子，成了她们一生都过不去的坎。

2016年，豆子和芝麻饼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对龙凤胎。今年，两个孩子三岁，一家人定居云南市郊山村。王丹妮摄

户口

孩子出生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繁琐的证件办理流程。产后 10 天，Wendy 和 Karen 要用出生证明帮孩子办理美国护照，接着去中国使馆申请旅行证，孩子凭证才能进入中国，并办理户口。按照规定，需要提供父母双方护照复印件，Wendy以单身母亲的身份办理，需多加一份由中国民政局开具的未婚证明。

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一直劝 Wendy 说出孩子爸爸的情况，但她一口咬定是“一夜情”。

“没事，如实说吧，我们肯定给你办。”工作人员耐着性子说了几次，Wendy不松口。她们前一晚商量好“坚决不招”，否则，原本一天就能搞定的流程会变得麻烦，“怎么选的精子、受精卵移植的过程、哪家医院做的、同性伴侣的身份……什么都得解释。”

在国内落户是一件更麻烦的事，也是很多中国同性伴侣不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芝麻饼和豆子采用“A卵B怀”模式生子，孩子只和豆子有血缘关系，但出生证明上生理母亲那一栏填的是芝麻饼。2016年初，国家颁布户籍与计划生育全面脱钩的政策，芝麻饼想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将两个孩子的户籍落到自己名下。但政策的执行在各个省市都有差异，芝麻饼所在的辽宁省某派出所拒绝了申请，并要求提供亲子鉴定。

落户就此卡住。最后，她筹钱在河北崇礼买了一套房子，先把自己的户籍迁过去，再帮孩子办理户口。大费周章，只是因为那里落户不需要亲子鉴定。

前段时间，微信群里有位妈妈也出现了无法落户的情况，芝麻饼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同性恋朋友，两人领结婚证帮孩子落户。领证当天，她们发来红底的结婚照道谢，芝麻饼和豆子忍不住笑，笑过心里又一阵酸楚。

在同性伴侣的心里，孩子可以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但包括出生证明和户口本在内的诸多文件提醒她们，只有一个人和孩子有血脉的联结，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法律的认可。

Wendy 和 Karen 都不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结婚证明是第一次去美国取卵时“顺便领的”，回国之后一直藏在家里的抽屉，怕被爸妈看见。 Wendy 没穿过婚纱，结婚当天只在 Zara 买了一件裙子。看到群友讨论结婚的事，Wendy跟着兴奋起来，“不如办个集体婚礼吧！”她承认，自己还是向往穿婚纱的，但转念又作罢。捏起腹部的赘肉，她悻悻地说，“身材到现在还没恢复，穿什么哟！”

缺少这些形式上的证明，Karen 似乎跟孩子毫无联系：生理母亲是 Wendy ，基因、姓氏和户籍也全都跟着她。“要在昆明生活和上学嘛”，Karen显得毫不在意，但她承认有时不免失落，尤其是在 Wendy父母面前。最近，她们在考虑搬到 Karen 的房子里住，跟老人分开避免矛盾。妈妈坚决不同意，“为什么要住别人家，你又不是没房子！”

每当这种时候，她们都很想跟父母出柜。Wendy 想告诉妈妈，Karen 不是她口中的“别人”，是她的爱人，也是孩子的妈妈之一。

豆子的妈妈帮生病的芝麻饼疏通经络。王丹妮摄

“我们出柜了，父母就入柜了”

有了孩子后，家里的争吵多了起来。Karen 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和异性恋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差不多。只是，缺少“女婿”的身份和立场会让她觉得“有些话不好说”，只能通过伴侣转达。妈妈经常数完钱或倒完垃圾就直接抱孩子，Karen 就会捅一捅身边的 Wendy 说，“提醒你妈先洗个手吧。”

出柜后，芝麻饼管豆子妈妈叫“妈”，但很多时候还得靠豆子当传声筒，“尽量避免正面冲突”。有次，芝麻饼用微波炉热牛奶被妈妈批评是“对孩子有害”，她回了一句“没这个说法吧”，就看到妈妈的脸“一下子垮下来”，不再说话。“她会去跟豆子抱怨，但不会直接跟我说。”

Karen 尝试过正面交流。妈妈总是给孩子捂得很厚，她忍不住说过几次，老人皱着眉当作没听见，她只能尴尬地走开。

Wendy 不想让伴侣承受这些，但也不敢出柜，因为她曾触碰过妈妈的底线。

从小，Wendy就对男生没感觉，“像兄弟一样，拉拉小手的欲望都没有。”上了大学，她有点着急，“怎么找不到人谈恋爱呢！”她开始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向学校的心理医生求助，医生建议“退回到十字路口”。Wendy仔细想了想，觉得还是喜欢女生，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这条“艰难的路”。

有一天，妈妈接到一通陌生电话，“你女儿喜欢女的，在外面胡搞乱搞”。Wendy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告的状，只记得妈妈怒气冲冲地叫她立刻回家。推门进屋，七八个亲戚围坐在家里，妈妈命令她下跪道歉。Wendy 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但还是选择妥协。

“我错了，再也不敢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都怪我没教好，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妈妈一边哭一边自责，Wendy 也觉得心里堵，决心再也不跟她提性取向的事。

如今，孩子将满一岁，Wendy 和 Karen 感觉到父母早就察觉到了她们的关系，“但谁也不想去捅破那层纸”。

刚开始，父母只知道她们是朋友，但为什么一起回国，为什么搬进家里，甚至住同一个房间，二老都没多想。

妈妈想给 Karen 准备一个单独的房间，“姐姐跟你睡一起，人家会不会觉得不方便？”

“不会。”

时间久了，她时不时会跑来问一嘴，“姐姐不找人了吗？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她不会找的。” Wendy 眉眼间露出一丝喜色，又迅速收起，赶紧转移话题。

有了孩子之后，妈妈又来跟 Wendy 确认，“姐姐要是找人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办？”为了避免爸妈发现，Wendy 和 Karen 吵架都是躲进二楼的厕所。有次吵完下楼，妈妈一脸不悦地迎上来，“你们总算吵完了噶，快来带宝宝！”看到电视剧里有同性恋，她会在旁边念叨，“其实你妈也是很开明的。”

任凭妈妈怎么旁敲侧击，Wendy 和 Karen 始终不接茬。“我们出柜了，父母就入柜了。”碰到亲戚朋友的询问，妈妈现在能自然地说，“女儿单身，一个人也过得很好”，或者偶尔编个谎话，“孩子他爸在国外，很忙”。一旦说破，他们可能会很难面对那些闲言碎语。

芝麻饼跟豆子在生孩子之前就告知了父母，为了避免亲戚的流言，一家六口三年没有回老家过年。谈起豆子和芝麻饼的关系，妈妈多次叮嘱，“你们写的时候笔下留情啊，亲戚们都不知道呢。”

她在餐桌上提起，曾亲眼目睹报社里的一对女同情侣在运动中被批斗，最后分手，“过得很惨”。但落回自己的家庭，“还能怎么办呢？”她不承认自己接受了她们的关系，“这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

芝麻饼理解父母的痛苦，但仍然坚持出柜，“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说谎？”她又补充道，“而且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群里也有妈妈们认为，出柜是对伴侣的认同和尊重。但 Wendy 不忍心伤害母亲，“有些压力，我们自己承担就好。”

一次“婆媳矛盾”后，妈妈叫Karen陪她喝酒。几杯下肚，她借着酒劲问，“我女儿是不是有点喜欢你？她都跟我说了！”

“喜欢就喜欢呗”，Karen 知道阿姨在套她的话，“我也喜欢她。”

电话铃响，Karen 借机走开，长舒一口气。

湖边游玩的第二天早上，豆子教孩子们认识贝壳。王丹妮摄

彩虹家庭

今年，Wendy 和 Karen 的宝宝已经一岁。等她会说话了，就将迎来“彩虹宝宝”的第一个教育问题：该怎么称呼过自己的两个妈妈？

家庭成员的命名被同性伴侣家庭赋予多重意义：在她们的家庭形式得不到法律承认时，需要通过命名来构建亲缘关系的意义；与此同时，她们也要借此淡化血缘父母和非血缘父母的差异。像大多数国外的彩虹家庭一样，Wendy 选择“一个叫妈妈，一个叫妈咪”。怕孩子叫起来“嘴瓢了”，Karen 补充道，“直接叫英文名也行。”

周末时，她们常去昆明近郊的大墨雨村探望芝麻饼和豆子，为教育孩子做些准备。在这座城市，她们是仅有的同类”——由两个妈妈和孩子组成的“彩虹家庭”。

两对情侣坐在院子里闲聊，Wendy说起跟 Karen 的日常琐事，时而把手搭在她的小臂上，时而佯装生气地拍她一下。两个有着栗色卷发、碧蓝色眼珠的混血宝宝光着脚在旁边嬉闹，他们很自然地叫芝麻饼“妈咪”，叫豆子“妈妈”。

他们比 Wendy 的孩子大两岁，很多问题已经出现：“为什么我们有两个妈妈？” “我的爸爸在哪儿”。在彩虹家庭，家长们基本上都选择“开放式教育”，会告诉孩子他们是怎么出生的，并强调“你是因为我们俩相爱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芝麻饼反复地告诉孩子们，“你们有父亲，他在美国，但是组成一个家庭的原因是’爱’，父亲和我们没有爱，所以他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客厅的书架上摆了很多关于“多元家庭”的绘本，芝麻饼和豆子有机会就会跟他们介绍，在“一父一母”的主流家庭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庭形式，比如单亲家庭，或是像他们这样有两个妈妈。现在，孩子们会很自然地跟村民介绍，“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妈咪。”

“不是所有小孩都能有两个以上的妈妈或爸爸。”在澳大利亚纪录片《同志家庭的小孩在想什么》中，有些孩子拥有两个妈妈和一个爸爸（形婚的伴侣），有的拥有两个爸爸和妈妈（两对同性伴侣家庭共同生活）。被问及感觉和异性恋家庭的小孩有什么不同时，大部分都给出了“NO”的回答，一个小男孩抿着嘴，笑着说这让他变得很特别，“生日的时候，我能得到更多礼物，还有更多拥抱、更多选择。”

在家庭教育之外，彩虹家庭还得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微观环境，有时候靠谎言，有时候靠迁移。

Wendy 和 Karen 尽量降低家庭信息的“曝光度”，公司聚餐时，同事提议让 Karen 带丈夫和孩子一起，她会以“孩子太小，丈夫不在国内”为借口塘塞过去。纪录片《同志宝贝》中，一对住在斐济的同性恋爸爸教孩子对同学们隐瞒自己的家庭关系，孩子垂着眼低声说，“谎言也分好坏”，在这个不太理解同性恋的环境里，“关于两个爸爸的谎言是好的。”

澳大利亚纪录片《同志宝贝》官方剧照。

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芝麻饼和豆子搬过很多次家。孩子尚未出生，她们就搬到外国人较集中的区域，“有混血宝宝很正常”。但带孩子在小区玩时，仍会有陌生人好奇地搭话，“孩子爸爸是哪儿的呀” 芝麻饼只能笑笑不回答。她们搬了几次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直到离开社会关系复杂的都市、移居云南山村，情况才好一些，“语言不通，与老村民间的边界感较强”。有访客踏进家门的第一时间，她们也会先缕清家庭关系，免得横生枝节。“我和爱人是同性伴侣，孩子有两个妈妈，一个生理父亲，是在美国一个精子银行购买的。”

目前，Wendy 和 Karen 尚未遇到类似的问题。她们和父母之间守着模糊的界限，朋友圈子保持精简，只有两个朋友知道她们的关系。但随着孩子长大，她们或许得跟更多人出柜。微信群里有妈妈提出，该不该跟幼儿园的老师说明家庭关系？Karen 开始思考孩子上学的事情，她觉得要让老师了解真实的情况，“但得选个接受我们这种家庭的学校”。

离开大墨雨村前，芝麻饼把她们领进菜园，打算送一些自种的蔬菜。Wendy蹲在菜地里，拔下一颗圆滚滚的包菜。她们家也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种菜，但长势跟这里的没法比，“要是我爸妈看到这菜园，怕是要喜死了呀！”

“下次把他们和孩子一起带来玩。”芝麻饼顿了一下又说，“啊，不行，那你们不是得出柜了嘛！”

Wendy 和 Karen 望向对方，无奈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