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隐形人”：未婚先孕母子的“囚徒”之灾（组图）

迪拜，女性一旦未婚先孕（包括因性侵怀孕）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无数陷入此困境的女性，都会选择躲起来。

迪拜老城区一间不到15平方米小屋，无窗，闷热压抑。

狭小局促的空间，塞进了9个人。他们全来自菲律宾，在迪拜这个富有、奢华的城市里，从事着低薪工作。

小屋有8位成年人，剩下的一位则是6岁的小男孩杰瑞（Jerry）。他与母亲宁（Neng）共用一张小床，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宁未婚先孕的身份，使得他们必须躲躲藏藏。

而在此情况下出生的杰瑞，要想取得国籍或身份证明，几乎不可能。对于迪拜官方而言，杰瑞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无法求学就医，犹如“笼中之鸟”，被这间拥挤且黑漆漆的小屋所束缚。

在迪拜，由于女性一旦未婚先孕甚至被强奸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无数陷入此困境的女性，都会选择躲起来。但以黑户身份活着终究是一场折磨，最终不少人还是会选择去“自首”。与此同时，那些生下来的孩子也面临着被抛弃的处境。

像影子一样生活

享有“海湾新娘”美誉的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城市。世人眼中，迪拜是奢华的代名词。繁荣的经济和对外来人口友好的政策，致使迪拜出现了一个较为罕见的现象：“联合国化”。在这里，外国人口数量超过了该市总人口数的85%，只有不到15%为迪拜本地人。

在阿联酋940万的居民中，高达70%的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口，撑起了阿联酋的经济发展。而在迪拜，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的务工人员，亦是迪拜这座城市运转的主力军。

其中，在迪拜的菲律宾人约70多万，但基于很多是黑户，真实数量应该不止于此。作为迪拜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通常从事的是建筑业或零售业，亦或是作为女佣和出租车司机。

迪拜地铁上女性专用车厢。每年有数百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未婚怀孕后躲藏起来。照片：Tony French

宁就是这70万人中的一员。

十年前，宁从菲律宾来到迪拜，做起了家庭保姆工作。由于菲律宾人服务技能精通，成本低且有着不错的英语水平。他们在迪拜，照样扛起了服务业的大旗。

只是好景不长，宁因为不堪忍受雇主的谩骂，选择了逃之夭夭。失去工作后的宁，很快因为签证过期而成为非法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的她，在此时遇到了一位男子。

本以为生活就此改变，但美梦终究易醒。宁怀孕后，她被该男子赶出了家门。这时，宁意识到，她第二次违反了阿联酋的法律。

阿联酋的医生在诊断出未婚妇女怀孕后，有义务将她们交给警察，然后等待着这些人的便是入狱和驱逐出境。因为该国法律规定，婚外性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定罪将导致长达一年的监禁。

宁害怕了，她选择躲起来，像影子一样活着。“你怀孕的那一刻，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她说道。

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有数百名外来务工人员像宁一样决定在婚外怀孕后躲藏起来。“她们害怕失去工作，因为这是为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家庭，提供收入的唯一途径。对她们而言，被驱逐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研究海湾国家法律的菲律宾律师巴尼（Barney Almazar）说道。自2013年开始，他一直在为阿联酋的移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

未婚先孕和被强奸都面临监禁

宁的遭遇亦是不少阿联酋女性的困境。目前，阿联酋约有15万外来女性务工人员，而在BBC的一项调查中，阿联酋每年都有数百名女性因为遭受强奸或者婚外性行为而被监禁。

1971年，阿联酋关于婚外性行为及怀孕的法律被编纂成法典。

触碰禁止婚外性行为法律的最常见是女性移民工人。图：Ali Haider

BBC曾与被收押在监的阿联酋女子赫莎（Hessa）进行了交谈，发现她是与相处了六年的男友发生婚外性行为被逮捕。这名已婚男子曾承诺会娶她作为第二任妻子。

“当我告诉他我怀孕时，他非常沮丧。然后他打了我。”赫莎说，“他说我会告诉你的家人你是不光彩的。”无奈的赫莎只能决定堕胎。 “没有结婚，我不能生孩子。”她说，“如果我的家人发现，他们会杀了我。”

令赫莎没想到的是，一是堕胎的行为违反了阿联酋的法律，二是她也早已触犯“婚外性行为”的法律。在阿联酋，触犯“婚外性行为”的法律罪名被称作Zina——它意味着遭受数年或数月的监禁及鞭刑。

出于自愿的赫莎最终还是因此接受了法律制裁，但其他被强奸的女性，却也发现自己面临着监禁。

尽管法律的制定源于阿联酋特殊的宗教观念和法律规定，但显然存在悖论。当受害者受到性侵时，她们也同时触犯了Zina，即“婚外性行为”。

2010年左右，一位英国女性报案称被迪拜的一个服务生强奸，却因被发现与其“未婚夫”存在“非法性行为”而被逮捕。三年后，一位25岁的挪威女性在迪拜出差时遭到强奸。向警方报案后，她等来的却是监禁。

警方没收了该名女性的护照，并以发生“婚外性行为”为由判处其16个月监禁。彼时，该事在国际社会上引发强烈抗议。挪威水手教堂的一名牧师吉塞尔•梅林说：“我们对此事感到非常震惊，也曾希望案情有所转机，但是阿联酋的司法制度就是如此，我们必须入乡随俗。”

根据阿联酋的法律，认定强奸罪要么是罪犯承认罪名，要么是有四名穆斯林男性作证。国际特赦组织海湾研究员戴克（Drewery Dyke）指出，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受害者被指控进行非法性关系，但强奸指控本身却未经调查。”他说，“虽然新闻报道显示这种情况略有改善，但有传闻称，来自移民社区的弱势妇女仍面临困境。

走投无路，选择自首

怀胎十月，宁最终找了一个非法的护士，在朋友公寓里产下了杰瑞。迫于生计，宁也不得不在杰瑞出生后就开始找工作。由于无法再通过正规官方渠道，她最终在距离她家走路10分钟的地方，找到一份管家和保姆工作。

雇主知道她的非法身份，开出了低价。要求宁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5天，但如此辛苦的工作最终却只能拿到每月1000迪拉姆（216英镑）的薪资，而她那15平方米小屋里的床位租金就要500迪拉姆，富余时还要寄190迪拉姆给其远在菲律宾三宝颜锡布格省（Zamboanga Sibugay）的家，这是菲律宾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而当雇主没有按时支付工资时，宁和儿子杰瑞的生活便变得难以维持。但宁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非法外来人口，她没有权利，更不可能向当地政府投诉。

母子俩挣扎着维持生计，共同睡在不到一米宽的下铺。他们将床单制成临时窗帘，悬挂在铺位面前，以此提供一些隐私。房间的地板上，蟑螂和其他虫子肆意横行。糟糕的环境让杰瑞的童年一直在担忧中度过。“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生病了，但我无法好转。”他说。

宁和杰瑞在他们的小房间里吃了一顿饭。杰瑞无法接受教育，也无法就医。图：Katie McQue

杰瑞的情况击垮了宁的心理防线。她想去警局自首，希望能在服刑后带着杰瑞出境。但她内心依然纠结。尽管在迪拜日子艰辛，但回菲律宾对于她而言，前途只会更加黯淡。宁的老家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容纳她和杰瑞，他们生活困难，无法再多养活两人。

更多的人则无法像宁一样带着孩子一起生活。由于害怕被警察抓住，并且在工作时无法照顾孩子，不少未婚的新母亲都倾向于放弃他们的孩子。

一些运气好的孩子得到了社区里其他人的照顾。乔安娜（Joanna）是一名来自菲律宾的护士，在迪拜工作了十年。她一直住在迪拜阿尔卡拉马（Al-Karama）地区一间屋子里，与其他4个人一起生活。

现在，她已经照顾一名叫罗萨米（Rosamie）的女婴15个月了。一年半前，罗萨米出现在了乔安娜的房间里，孩子的母亲是她室友的朋友。当母亲离开后，罗萨米在凌晨嚎啕大哭。第二天，罗萨米不见了。但一个月后，她又再次回到乔安娜的房间。

就这样，罗萨米在这间屋子里的五个人手上流转。当乔安娜第三次看到罗萨米时，小女孩身上已经长满了皮疹。她决定照顾罗萨米，直到她的母亲可以回来将她接走。

得益于乔安娜的工作，罗萨米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她一直在健康地长大。“我很自豪能成为她的母亲。我总是告诉她我非常爱她。”乔安娜说。每天晚上睡觉前，罗萨米和乔安娜总是在“你是我的阳光”的歌声中睡去。

对于罗萨米的喜好，乔安娜亦是如数家珍：她喜欢穿连衣裙，她最喜欢的玩具被她称为 “宝贝公主”。但乔安娜也在担忧，因为她非常清楚她可能因为养育一个不合法的婴儿而被判入狱。

她迫切希望能找到一种合法收养罗萨米的方法，但在阿联酋，只有阿联酋的国民可以领养子女。“没有相关文件，孩子很难和我们在一起。两周后，我问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我该做什么。但我只是被告知，再等等，母亲会来。”她说。

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称，每月约有40名非婚生子的母亲向他们和大使馆求助，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目前，迪拜监狱里的儿童和婴儿的服务基础设施已不堪重负。一位因婚外性行为被监禁的女性告诉BBC，监狱条件很差。“他们每周只给一罐牛奶和25块奶酪，甚至连水都需要购买。”她说，“我们那个房间里有三到四个人，还有婴儿。我们全挤在一张小床垫上。”

尽管监狱环境恶劣，仍有不少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选择前来“自首”，因为对于她们而言，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她们希望在监禁后可以离开该国，那样或许还有新的人生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