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势】谁在香港街头 一幅错综复杂的群像（图）

迄今为止，香港反修例游行中上街的人次已达数百万人次。不管这些上街的人出于何种诉求，他们在喊出他们的诉求前，当他们认为自己在为香港做些什么之前，或许他们都曾经思考过或者在头脑中闪现过一个本能的问题：我所在的到底是哪个群体？我能以什么身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在代表谁？

这些人在平时或许对自己身份的构建来自于职业、年龄，又或来自于阶层、地域身份，这些各种不同角度的映射和反馈所形成的朴素认知，正在的街头政治宣示中得到强化。人们在自觉的站队和反思，反思自己在这场运动中应该属于什么群体，以及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应该持什么态度和立场。

香港走上街头的数百万人次，所包含的职业、年龄、地域的不同面孔，构成了香港这场运动错综复杂，令人难以捉摸的群像。

代际政治

无疑地，在香港这次街头政治中，年龄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因素。因为，放眼望去，香港的年轻人构成了这次运动的绝对生力军，他们以头盔、黑衣和口罩遮蔽自己的面庞，形成年轻人的群像，并且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更加倾向于诉诸暴力和反秩序行为。

代际之间的不同价值观冲突在香港事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AFP）

少壮派做出激烈举动原本就是世界街头政治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但香港事态的严重性在于，它让人们看到了代际之间的价值冲突可以达到何种程度。香港的许多年轻人以不为人理解的“忤逆”方式，向父辈们的价值观进行挑战。

一位香港青年的“讨饭”贴文一度引发舆论关注。贴文中，这位署名“818 views”的香港青年抱怨，自己瞒着家人参加示威活动，家人知晓后自己口粮被断，目前“身上只有20块”，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他的母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成为街头一分子后，开始与他“划清界限”，斥责其是“卖港分子、恐怖分子”，并断其口粮。他直言，自己在家“就像一个‘单纯的住客’”。

另一个现年18岁青年，因为与母亲在看电视时谈到了近日的“政治问题”，随即突然变得情绪激动，多次出手扯母亲头发、殴打和掌掴母亲的头部，结果被控普通袭击罪。

无论父辈是出于相反政见，或是仅仅出于追求个人稳定生活，许多香港家庭之间的代际张力正在侵入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家庭内部。家庭内部不同政治观点的攻讦，令人想到中国大陆的文革时代。

香港这次的街头运动以庞大的人群基数为这种代际隔阂提供了数量巨大的样本。但这种隔阂显然并非现在才开始，早在2016年香港大学的一项调查即显示，年龄在18至39岁之间的年轻一代倾向于支持泛民，而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则倾向于支持建制派。

一位倾向于走向街头的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长辈价值观的不满，在她看来，“为自由和民主而抗争”比“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或者“追求金钱和稳定”更加重要。

职业如何塑造立场

就在英美政治人物不断“声援”香港的同时，他们另一面又对本国公民前往香港发出旅游警示。迄今，全球已有十多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在此情况下，香港旅游收入从6月开始已经逐月下跌，退团率已升至五成；入境旅客人数至8月第三周已同比跌去40%。旅游业的不景气直接波及导游的生计，因而，近日一名导游因对示威影响生计不满而砍伤三人的事件或许代表了这个职业人群对示威的态度。

一位任职香港导游的何女士将女儿参与“占中”和近日的街头运动的行为称为“被洗脑”。

而另一个在游行中议价能力不强、生计大受影响的的职业——出租车司机，已经开始走上街头参加“守护香港，风雨同舟”大行动，在这场行动中，有近600辆出租车车身上张挂中国国旗、贴着“我爱香港、我爱中国”等标语，呼吁香港社会共同反对暴力，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而数千名香港教师于8月17日上街游行支持学生似乎表达了这个职业的整体立场和态度。这或许是在于他们的职业远离这场游行的冲击，而更加在于香港教师这个“上级工种”除医生、投资银行外，超过大部分行业的薪资水准。根据近几年香港各大学的财政报告，香港大学校长的年薪普遍在600万到800余万港币。坊间早有传闻，说“香港老师们的工资领跑亚洲”。

显然，相比于没有基本工资，收入多靠游客消费和购物回扣的香港导游来说，香港教师没有失业之虞以及高薪酬增强了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议价能力。

“港漂”新移民与“本土人”

在香港事态中，有一群人的声音自始至终被忽略，相比于其群体数量，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声音却不成比例。这群人有150万人之多，几乎占到香港全体720万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就是1997年之后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定居、工作、求学的“新移民”。

2017年，港府曾公布一组数字：从1997年香港回归至2016年底，香港共有150万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这群人有的称他们为“港漂”，而他们在反修例运动里也有角色。早在6月1日，一份“一群在港大陆新移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联署声明”曾将新移民群体推到舆论面前。他们以“在大陆的生活经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但另一些人认为，那些新近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同样是由于在大陆体制下的经验，倾向于避免参与社会运动以及与政府唱反调。

为了更宏观的了解新移民与香港本地出生的人的政治倾向差异，一组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6成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都倾向投票予泛民主派，但中国大陆移民投票予泛民的比例则只有41%。

但这并未妨碍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成为占中和反修例的核心角色。罗冠聪，这位1998年自己6岁时从广东老家移家香港的“港独”分子，由于激进涉足街头政治而遭遇母亲反对。

面对这场运动，一位大陆新移民坦言，“我觉得（新移民）这个身分是一个政治身分，不能回避与否认，不能假装不存在，它就在这里而且被各种人骑劫、定义，它代表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政治身分，不管我们本人愿不愿意。”

代际、职业、以及新移民与本土身份，并非解构香港街头人群的仅有的面向。即使在某个年龄群体、职业内部，相比于那些走上街头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并未明确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是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粗陋的素描不足以展示其中更多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