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是李嘉诚 而是“小政府”的无能为力（图）

中国大陆“国庆”期间，香港骚乱继续，10月5日更是爆发黑衣人为抵制禁蒙面条例破坏交通、纵火焚烧等极端事件，至今港铁濒临全部瘫痪，九龙东解放军营地更是在6日晚首次举黄旗警告……形势堪忧。

事实上，反修例运动数月以来，甚至可以说早从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很多人都在思考香港的未来何在，香港社会矛盾积累的症结何在以及其化解之道何在。到如今这些年，香港年轻人生活处境未见改善而街头运动却愈演愈烈，此次反修例运动期间街头暴力更是如同家常便饭了。这一状况下，这些思考便更见紧迫了。

9月份，正是在这一形势下，香港商界终于开口说话。“超人”李嘉诚公开表态采各打五十大板，呼吁双方息事宁人态度，“（示威者）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的亦都对我们未来的主人翁，亦都能够网开一面。虽然法律与人情有冲突，但是什么事，在政治问题都要两方面，大家能够为对方想一想，很多大事可以化为小事。”

然而，这一说辞自然很难令各方满意。北京的后续反应包括《人民日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将矛头指向李嘉诚，认为该对香港年轻人“网开一面”的是四大家族为首地产商，言下之意让北京、港府背锅实在太不像话。

事情发展至当下局面，其实各方都有权利发表言论为自己辩解，所以李嘉诚站在本阶层利益表态，本无可厚非，也是角色使然。事实上，即使在后续港府表明收地态度迫使包括“新世界”在内的四大家族做出反应时，同样以地产起家的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不也是在那之前公开否认地产商在香港社会矛盾激化中的责任吗？据其称，有人质疑说香港问题都是房地产商搞出来的，香港房地产商阶层控制了政治，“这简直是笑话”。

在当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经济的生物。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如今走上街头难道当真是为那所谓的“五大诉求”？显然，这背后的问题远比“五大诉求”更为现实、更为深刻。

当然，怪罪地产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早在十几年前，曾担任新鸿基地产已故创办人郭得胜私人助理熟悉香港地产业的潘慧娴在《地产霸权》中刻画了香港地产的兴衰内幕，并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揭露了地产商以垄断等方式逐利的本质。但是，正如这本书所阐述的，这些很难说是香港地产霸权形成的原因，相反它是殖民当局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事实是，英国殖民香港后为了筹集必须的自由贸易港建设费用，而采取卖地方式变现。随着中国国内战事不断、政治动荡，狭小的香港容留越来越多的移民，导致用地紧张。这还不是终点。随着香港经济在1960至1970年代崛起，地产业繁荣，殖民政府与中产阶级在保持高房价上形成了共同利益，而1980年代中英谈判后供地进一步限缩，这更催生了生意人的投机热情。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包括霍英东等都是香港地产繁荣的推手，但又是适应政策变化预知市场的弄潮者。香港地产商这一群体，只是在当时既有的游戏规则下而崛起的一代人。

所以，李嘉诚理直气壮说，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

但是，可能对于这段话，人们只听懂了半句，而没有看清另一半。

事实上，最关键的是，当民生矛盾已经积累到火山喷发时，一个管治团队究竟能拿出多大的力量来扭转局面，或者说手中有多少政策工具可以力挽狂澜。原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曾对香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头衔有过分析，称这本身得益于“大市场、小政府”的构成。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政治便遵守了这一逻辑，当然这背后是拥有大权的殖民地总督所代表的行政主导制。但是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政治转型加速，议会的影响力不断强化。在香港回归后，行政主导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其权力受到来自立法会建制派与泛民派对抗结果的极大影响。从历届特首任内推动相关屋宇计划遭遇的杯葛来看，特区政府寻求改革和发挥作用的弹性空间相当有限。事实上，这正是“小政府”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