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西方想要的不止第二次“庚子赔款”（组图）

这篇报告还给出了具体金额，称中国“欠”英国3,510亿英镑（约合4348亿美元），其中包括“英国推出的经济救助措施的全部成本，以及国民保健署（NHS）为应对这场危机增加的开支”。

同时研究人员还不忘给盟友算算账，称疫情给七国集团（G7）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2万亿英镑（约合3.96万亿美元），“如果中国能公开疫情，这些损失本可以避免”。

向中国“索赔”的声音并非第一次出现，一名土耳其大学生3月曾致函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承担隐匿新冠肺炎疫情的责任”并“赔款”，此后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出针对中方的集体诉讼，美国参众两院也有议员在推动相关决议。最新报道显示，有印度的社会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赔偿国际社会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

赔偿的声音越来越多，且有严肃的学术报告做了量化分析，事情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简单了。

要求中国赔钱是否有依据？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不过自条例生效以来，还没有过因公共卫生事件对特定国家和民族“索赔”的先例。

中国大陆官媒“央视新闻”对此反击称，去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驻华办事处通报、2020年1月3日完成正式上报程序，1月7日分离出新冠病毒、12日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世卫组织分享，每天发布最新数据，与各国分享相关信息和经验，“中方通报新冠疫情信息的快速、公开、透明有目共睹”，很多疫情防控举措甚至远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

亦有中国学者指出，世卫组织曾明确表示中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方面为全球树立了新的标杆，中方不存在《国际卫生条例》所列不当行为，那种以“法律”为由追责中方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就连很多英国网友也认为“索赔”的说法“很可笑”。刊登亨利·杰克逊学会“索赔报告”的英国媒体《星期日邮报》的编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载了全文，不但引发了网友的冷嘲热讽，还直接开启了“前殖民地是不是也应该找英国索赔”的话题。来自印度、非洲国家甚至爱尔兰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喊话英国政府赔钱，并提醒历史上英国两次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掠夺圆明园财富，“这笔账该怎么算”。

有中国学者表示所谓的赔偿“通常意味着国家信誉丧失与巨额赔偿，其后果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失败方所承担的责任”。不少西方媒体解读为这是将“赔款说”暗中类比为1901年清政府与西方11国达成的“庚子赔款”。

中国驻英使馆网站4月6日专门发布了驳斥函，称中国第一时间甄别病原体，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全基因序列，第一个采取最有力、最严格、最全面的防控举措，第一个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第一个毫无保留地与有关国家分享抗疫经验，第一时间向包括英国在内的12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我们敦促英国有关媒体和某些政客，摒弃傲慢与偏见，客观看待中国抗疫努力与成效，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贡献正能量，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并没有太多“正能量”。来自中国的医疗物资多次被质疑存在质量问题，中国对外援助的行为本身也被拿来当作质疑中国的政治武器。此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对中国“慷慨解囊的政治权术”发出警告，呼吁欧盟“捍卫欧洲免受诋毁”。德国一家媒体刊文称，“中国正扮演雪中送炭的角色，同时也在攻占一个又一个欧盟桥头堡”。英国《每日邮报》则援引英国政府人士的话说，中国向各国提供的援助是“掠夺性援助”。

而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防控，西方媒体与政客也没少“指指点点”。法国《费加罗报》日前评论称，中国似乎战胜了新冠病毒，但是中国耽误了全球疫情防控的时机，现在用中央帝国的姿态吹嘘“中国方案”，是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反攻”。法国《世界报》把中国给法国输送物资的活动描绘成为了宣传“中国在拯救世界”， 而目的是“掩盖他们否认疫情，说了两个月谎话的行为”。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戈夫（Michael Gove）日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去年12月中国就出现首个新冠病毒病例，但来自中国的报告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疫情的规模、特质和传染性。”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在4月1日白宫疫情记者会上说，中国的新冠疫情数据记录看上去“轻微”，“谁知道北京是否瞒报”。

而现在要求中国“赔偿”的声音，则是“中国拖累世界”的升级版。有评论指出，“索赔”试图将中方扭曲刻画为病毒，而不是专注解决对世界带来巨大损失的新冠病毒本身。通过质疑中国、指责中国、要求中国担责来证明自己国内的防控没有犯错，是最为便利的推卸责任的做法。

当然，这些西方媒体与政客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多维新闻在《想象的共同体走向破灭》一文中提到，民主、自由、人权是资本主义阵营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但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正趋向于破灭，出于抱团取暖的本能，“反中共同体”随之建立起来。疫情带来的焦虑与恐慌的情绪无处安放，而“中国”这一疫情最先爆发地，就成了最好的宣泄口，本是无稽之谈的“中国赔偿论”正是源于这一“刚需”。而且经过“索要赔偿”的共振，“反中共同体”不仅得以成型，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声讨中看上去还颇为稳固。

但不得不说，这些西方媒体与政客“痴迷于以特定国家为敌人，顽固地将全球抗疫扭曲地导向国际反华”的转嫁矛盾的做法，不仅在制造国家间新纷争，更会带来“打破各国合作抗疫的紧迫合作现实”的严重后果。

更需要指出的是，要求中国“赔款”的声音并不只是单纯的“反华惯性”，更是“影响疫情后世界秩序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前国务卿、知名政治家基辛格4月3日投书媒体，认为这场疫情将很大可能促成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观点引发了全球政治学者的普遍共鸣。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指出，政治化追责索赔者们以封闭信息、掩盖疫情等理由对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污名化以及对中国的全球抗疫贡献的无底线诋毁，客观上服务于为疫情后打造一个世界秩序构建正当性基础与权势关系有利于美方的格局。“他们与其说是索要经济赔偿，倒不如说是在确定和维护疫情之后世界秩序构建的正当性原则。”

如果美英等西方国家是在迫使中国“最终接受一个类似一战后严酷惩罚战败国或责任者为特点‘凡尔赛式’和平那样的秩序”，那恐怕真的是“误读了疫情，误读了时代，也误读了中国”。有评论者指出，面对国际舆论中对中国“审判大会”的部分，中国必须坚定一个认识：除了军事战，什么战都可以。

这么说并非是小觑意识形态、贸易战、金融战等的威力，更非是好战分子的鼓动宣言——中国还没有自大到不惧与美国一战的程度，民族性中更没有好战的基因——而是在中国遭受不公正指责与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更需要有基于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处境的现实基础上的自我认知。

一些西方人士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误解、质疑、诋毁，都是正常现象。疫情并不会中断政治斗争，全球“大变局”甚至因此加速。现阶段，中国做什么，甚至没做什么，都有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这是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必须走过的历程，必须承受的代价。

中国进入世界舞台需要不断完善自己，修炼自己，世界接受中国也必然有一个适应甚至挑剔的过程，这是检验中国能力的一次考验。当然，能不能适应外界的嘈杂乃至更具进攻性的“战争形式”，还是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权威公认科学结论同“赔款说”展开辩论，法律专家尽早着手“疫情罪责的政治甩锅”议题的预案应对，“讲好中国故事”、持续缩小对华不友好者的市场，这些中国学者主张的具体应对措施，值得官方认真、有效地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