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及到缅甸 军人干政问题何解（组图）

2月1日，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与总统温敏（Win Myint）遭军方扣押，其余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高层领导人亦在受拘行列。军方随后接管政权，正式宣布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并表示将在此后重新大选。缅甸民间亦由此爆发10年来最大规模示威，大批公务员皆参与其中，致使军方于2月15日起切断国内互联网服务，并于街头部署装甲车。

这番变局看似突兀，实则早是风声满城。2020年11月8日，缅甸举行议会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一路过关斩将，获取议会两院498席中的396席，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简称“巩发党”）则明显落居下风。见此发展，军方开始了舆论攻势，指控民盟“选举舞弊”，言辞间更夹杂“明令暗示”，例如2021年1月26日的军方发言：若选举委员会未能达到军方调查要求，军方将“采取行动”，其中不排除发动政变。

而伴随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舞弊”的持续否认，仰光等大城开始出现支持军方的相关示威，政权的平稳过渡渐成泡影；2月1日，军方终究诉诸行动，以枪杆子瓦解了大选结果。如今民盟领导人大多获释，昂山素季与温敏于2月3日遭起诉，军方亦在满街罢工与示威喧嚣中，组建了国家领导委员会。但面对外界的漫天质疑，其亦再三保证：必在选后交权执政党。

此次事件看似围绕“选举争议”而生，实则暗藏军方的角色焦虑。自20世纪反抗英国殖民起，军方便是缅甸的近代史要角，其先于1958年至1960年成立看守政府，又在1962年、1988年发动政变，掌握了国家政经社脉动60余年。如今三度出击，用意便是迫使民盟“自敛锋芒”，毕竟2010年实施政治转型后，民盟已于2015年、2020年两次大选中攻城略地，逐步蚕食了军方的统治根基。

而此次政变虽展现缅军强悍，却也暴露其权力隐忧：1962年、1988年两次政变时，军方皆未公布下次大选时程，今次其不仅承诺将于1年后重新大选，更罕见以《缅甸进出口法》、《缅甸灾害管理法》起诉昂山素季、以后者起诉温敏，并在2月16日下午完成首次开庭，意在力证己身“师出有名”，底气显然不如过往。政变后的全国示威，亦体现民盟的广泛支持度，军方纵于此时夺权成功，要将出笼民盟锁回权力禁区，着实不易。

“不合时宜”但存在

综观各国，缅甸的军人干政并非特例。

从反殖运动到冷战，曾有无数军人掌握一国权柄，无论是非洲大陆、拉美诸国、希腊或韩国，军方作为政治要角，皆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血笔。究其崛起缘由，多为新生国家甫脱殖民母国与旧帝国体系，社会整合未半，便随即迎来文人与政党政治结构，结果羸弱的政府不仅无力调和各方矛盾，反让社会整体深陷党争与冲突；加上国家步入工业化进程后，不仅化育中产阶级，亦加剧了阶级不平等，底层的怒火遂与中产的参政欲交织焚烧。

最终，后殖民时代的独立新国几乎共步类似困境：在底层与上层高度脱节的现实下，政治权威日渐衰朽，制度与宪法几成空文，虚化的政治空间渐由军方势力填补，干政与政变遂成难以避免的终局。然当军方亦无法调理国家的政经矛盾时，日趋保守的立场将让国家深陷示威轮回，其中埃及便为典型案例。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后，埃及中阶军官纳吉布（Muhammad Naguib）、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不甘大地主与亲英殖民遗老掌控国政，遂秘密成立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伙同军方于1952年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纳赛尔更自1956年修订新宪起，担任埃及总统长达14年，直到1970年逝世。

在此期间，埃及三度土改、施行义务教育、力推国有化政策，中小资本家与国企工人比重跃升，社会整体相对活络，城市化与现代化更是稳步进行。军方亦借民心加持趁势坐大，不仅深入国家政经部门，亦开始打压其余可能竞争势力，从共产党到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皆受遏抑。然此时埃及发展繁荣，社会矛盾未显，军方尚能稳坐权力颠峰。

纳赛尔逝世后，将领出身的萨达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先后接下总统权柄，带领国家走上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之路。然而埃及经历数十年的人口高速增长，其粮食自给率始终未能等速跟上，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亦未成熟，故而高人口数不仅未能有效化入劳力市场，反成国家发展负担。此外，私有化加剧了埃及的贫富差距，致使中产阶级不断脆化失血，底层贫困人口数亦直线上升。

在此境况下，社会矛盾丛生，群众不满俨然重回1952年军人政变前夕。穆兄会虽已被查禁，却在底层的怒火中暗自茁壮，成为军方劲敌。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埃及以民选方式将穆兄会出身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送上总统宝座，成功打破军方执政惯例，却也诱发埃及近代史上第二次军事政变：2013年，军方逮捕穆尔西，陆军将领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于2014年正式执掌权柄，担任埃及总统至今。

但军方再临亦无改埃及治理弊病，故塞西执政年间，埃及依旧持续示威，军警则屡以武力镇压回应。眼下穆兄会遭压制，政坛唯军方独大，社会由此陷入示威循环。

军人如何退居幕后

而同为军人干政，埃及可谓是光谱的极端，其余国家至今已少有军方长年执政之例，而是大抵分为几种类型：

一是军方高度外于政府体制，并屡在各方势力陷入矛盾时发动政变，形成军文交替的干政现象，苏丹、泰国、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上台前的土耳其皆为此例；二是军方与文人政府结盟，并保有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其效忠度高于政变可能，例如伊朗；三是伴随历史递进，逐步走入体制，并由自治组织成为国家部门，韩国、土耳其皆属此例。

而如今的缅甸，乃是位处埃及过渡至第一类干政型的尴尬中。缅军过往长年宰制国家的政社经部门，并曾两度政变夺权，放眼缅甸内部，除地方少数民族武装外，几无势力可堪匹敌；然而1990年代后，民盟的崛起打破了军方的独大，正如穆斯林兄弟会曾威胁埃及军方般。而导致缅甸朝向第一干政型变迁的关键，在于民盟与穆兄会的条件差异。

首先，民盟因政治改革、反军政府立场，受到国际普遍支持，更有西方盛赞的“民主女神”昂山素季加持，故其外援多于沾染宗教极端色彩的穆兄会；此外，穆兄会虽于底层茁壮，却始终受偏向世俗主义的埃及知识分子质疑，故其支持群众仍有限制，不如民盟在缅甸民间受欢迎。

外援与支持群众，决定了政治势力面对军方时，得以动员的资本与底气。眼下民盟虽遭压制，却也令军方陷入某种骑虎难下的窘境。对后者而言，其唯一可靠资本，便是打击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军功。虽说经历4次“21世纪彬龙会议暨联邦和平大会”后，其与少数民族武装的交火烈度不如过往，但地方武装问题一日不解，缅甸便注定要在军政分离、中央地方分裂的破碎中挣扎，军方便也有了专断空间。

但民盟崛起仍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军方眼下有几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拖延大选举行期限；二是进行政党与选制改革，打破民盟一党独大的局面；三是直接解散民盟。然而一与三皆将引来国际谴责与民意挑战，成本过高，唯有二可堪试用，但民意会否如军方预期般四散，有待时间验证，且尽管缅甸成为多党制，亦无阻反军政府方的结盟可能。

归根结柢，如今的缅军势力仍在，但已产生与文人的结盟需要，不论对象是否为民盟。何以在军文博弈、国家治理间求取平衡，将影响缅甸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