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落地，北京将要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组图）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爱国者治港”和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讨论在社会上持续流传。先是英国路透社等媒体披露北京考虑修改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及研究修改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制度。

紧接着中国官方媒体跟进报道，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文表示，“要在制度上全面筑牢屏障，不给反中乱港者窃取特别行政区管治权以可趁之机”。几乎与此同时，新华社旗下新华网客户端刊文《改革选举制度话题在香港引发热议》指出：“相关评论和人士指出，香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不少漏洞，已威胁到国家安全及香港繁荣稳定。为了维护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确保国家安全，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全面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已刻不容缓。”

1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首林郑述职后，特别强调“爱国者治港”，将其视为“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爱国者治港”本是当年邓小平为“港人治港”划定的界限，在香港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后被北京治港体系强化，尤其是当2020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决定后，更是成为北京治港的重要原则。

自习近平将“爱国者治港”拔高到“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后，围绕“爱国者治港”的讨论持续不断。最近，新华社赶在中国全国“两会”前夕采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广州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何俊志，均是探讨“爱国者治港”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在此背景下，2月22日夏宝龙正式作出表态。首先，他在重申当年邓小平论述“爱国者治港”基础上强调“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他表示，“香港的管治权只有掌握在爱祖国、爱香港的中国人手里，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才能得到体现”，“坚持‘爱国者治港’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

其次，他强调“‘爱国者治港’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客观标准”。他说当年邓小平对于爱国者的界定标准很宽泛，体现了“博大政治胸襟”。他结合“香港过渡时期和回归以来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认为爱国者和“反中乱港者”的区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些利用各种手段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央政府、公开宣扬“港独”主张、在国际上“唱衰”国家和香港、乞求外国对华对港制裁施压的人和触犯香港国安法的人不在爱国者之列；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宪制秩序者不在爱国者之列；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揽炒派”不在爱国者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爱国者标准的要求，夏宝龙将普通香港市民和香港管治进行了区分。他说：“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者’的范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广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会多样多元，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立场。”这番表述凸显了爱国者的包容性，有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

但对于“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夏宝龙明确表示，“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胸怀“国之大者”；精诚团结。

再者，夏宝龙强调“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要完善相关制度”。他谈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包括五大原则：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既要尊重公众的民主权利、香港高度自治权，保证各类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又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障北京的全面管治权，“阻止反中乱港分子、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代理人进入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中央政府必定会与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入沟通，并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多考虑如何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确保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都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

总之，夏宝龙的讲话正式确认了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在考虑香港实际情况，照顾港人情绪的同时，以“爱国者治港”作为根本原则来主导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修改后的香港选举制度在继续尊重“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上，会更加强调“一国”，会明显强化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样的选举制度不会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但也绝不会变成和中国内地一样，而是兼顾北京关切和香港关切，更加凸显“一国”和坐实行政主导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