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杜马选举：俄共持续扩张势力 会否有重新崛起之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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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点票结果，统俄党共获2,806万票，约为2007年经济繁荣的巅峰时期的65%，而俄共囊括1,066万票，比起上届因普京“克里米亚光环”仅夺701万票的成绩大幅进步。至此，俄共已取得“三连胜”，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该党于22个直选首脑的联邦主体中拿下奥廖尔州和哈卡斯共和国两地，并在16个换届的联邦主体议会中得票率全线提高，还在三地得票率超过“统俄党”；2019年地方选举中，俄共也在诸如莫斯科市议会等层面取得了一定进步。

当然，俄共的选举成绩进步的关键原因还属普京2018年不得人心的养老金改革，及其“克里米亚光环”逐渐无法掩盖西方制裁带来的经济苦果，还有当局的各色腐败传闻。该党势力也与统俄党相去甚远，说要重返辉煌还是过于遥远。不过，俄共在方方面面的一些转变还是值得寻味。

俄共与时俱进 缅怀苏联情绪助力

纵观俄共自1993年建党以来的发展路径，可见其呈现出强大-衰落-调整方向-复苏的方向。本来，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十年，于苏共残骸上建立起来的俄共，仍能倚赖其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民众对叶利钦休克疗法导致社会混乱和贫富差距的愤恨，得以占据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在1996年第一轮总统选举时仅落后叶利钦3个百分点。

但在普京2001年当政后，俄共的社会主义纲领在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经济繁荣面前失去了吸引力。再加上俄共不断被普京巧妙打压（例如普京亲信2006年成立左翼“公正俄罗斯党”分薄俄共选票），内部还陷入多次大分裂，该党不仅在议会失去影响力，基层组织能力也不断削弱，党员数从21世纪之初的50万大跌至2009年低谷的15万。

虚弱的俄共逐渐被收编成为系统内的反对派，成为选民发泄对普京政权不满情绪的一个安全的出气口。例如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时，俄共受惠于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疲软而议席大涨，但它未有担当起最大反对党的斗争义务，当许多左派团体抗议当局当年选举舞弊、组建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时，俄共就对其敬而远之。

不过，俄共虽被诟病为“徒有其表”的反对派，但它也正在与时俱进地转变，包括淡化共产主义，将其与宗教、民族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融合在一起，这种新形态对普罗大众更具吸引力。譬如，它开始热情拥抱列宁和斯大林试图扼杀的东正教（久加诺夫今年9月1日更称耶稣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员）；强调大俄罗斯主义，杂糅了对中亚移民的排斥和对斯拉夫人大联盟的向往；且始终注重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政策，不仅继续唤起长者选民对苏联“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系统的乡愁，还能吸引大量左翼年轻党员入伙。

普京2018年养老金改革更是助了俄共一臂之力。彼时普京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光环已逐渐消退，制裁下疲软的经济、猖獗的腐败和贫富差距成为焦点——据2017年数据，俄罗斯收入前10%的富人占据全国78%的财富，是贫富差距最悬殊的主要经济体。当普京因国家养老金亏空而推迟退休年龄，使得本来平均寿命较其他大国要短的俄罗斯人接近“退休即入土”的地步，社会的愤怒情绪便如炸弹般爆发了，而一直强调福利保障的俄共正好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对运动的旗手。

即使示威早已停息，但余烬犹在。民调公司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数据显示，去年55岁以上长者对苏联的缅怀情绪达到82%的高峰，全国整体75%认为苏联是国家历史上最好的阶段，对这都对俄共来说都是利好趋势，因此选举成绩提高乃理所当然。

与纳瓦利尼支持者的合流

俄共另外一个有趣的发展，就是与异议者纳瓦利尼（Alexei Navalny）的“结盟”。当然，该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作为“忠诚的反对派”，自是与普京痛恨的纳瓦利尼划清楚河汉界，还痛斥对方为“外国特工”，“代表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计划煽动颜色革命来推翻普京总统 ”。

但许多俄共基层党员、地方领导人乃至部分高层，都认为近年来转为左翼路线的纳瓦利尼是天然的盟友，例如“党内反叛者”俄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拉什金（Valery Rashkin）、俄共前伊尔库茨克州长列夫琴科（Sergei Levchenko）等都赞扬了纳瓦利尼。此外，在纳瓦利尼今年1月被当局逮捕之后，莫斯科、喀山、萨拉托夫等地的抗议活动中，都有当地的俄共市议员被安全部队拘留。

而纳瓦利尼作为俄罗斯近年来最具号召力的反对派人物，在不具备选举机器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也会在选举中支持理念相近且实力最强的反对党俄共, 许多纳瓦利尼的追随者还加入俄共，以此作为进入主流政治抗争的平台。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正是得益于纳瓦利尼的“智慧投票”（smart voting）策略，俄共在莫斯科市议会全体43个议席中取得13席（此前是5席）。在此次杜马选举中，纳瓦利尼支持的也大多都是俄共候选人，不过因其引导大众策略性投票的“智慧投票”APP在当局干预下下架，影响力可能不及预期。

不管久加诺夫情愿与否，俄共已与纳瓦利尼支持者不可避免地合流，这足以引起当局的警惕，该党可能无法再以“大帐篷”为借口开脱。同时，在主张公平与福利的左翼思潮不断擡头的当下，俄共若希望趁势扩张力量、甚至是重回辉煌，也需要担负起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的监督、进言和斗争责任，而这都是克林姆林宫不希望看到的。智库“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分析家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就指出，“对俄共来说，获得太多选票并不是好事，因为那样他们就必须向总统府解释……他们有20%的票或许会被原谅。但如果突然有25％或30％，那就走得太远了。”

目前，俄共正站在分岔路口上，年长领导人能维持忠诚而安稳的路线，还是会被卷入激进革新者的抗争路线？如若后者在俄共党内声势扩大，该党又改如何应对普京当局的打压？目前该党已开始有越来越多候选人被排除在当局竞选过滤器之外，就连其2018年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今年也被禁止参选，该党未来仍然如履薄冰。

不过，至少利好消息是，俄罗斯未来前景在理论上有利于俄共的不断发展。该国在西方制裁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经济持续下滑，如果无法改变种种桎梏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包括调整资源依赖性经济结构、减少资本和人才外流、打击寡头和腐败以及提升营商环境等，那么长年停滞的经济将继续提升民众对更迭政府的渴望，左翼政策也势将继续风靡。

事实上，嗅觉敏锐的纳尔瓦尼从本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转为如今的左翼信条，已表明他清楚前者已无法团结多数人，他此前所属的正统西式自由主义党派“亚博卢”（Yabloko）已沦为如今一个席位也不入的凄惨境地。而显然，当局因财力不够，无法满足民众需求，这就会将更多人推向俄共的怀抱。俄共能否抓得住这个历史机遇，将是决定它未来能否登上执政舞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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