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航母退后100海里的中国顶尖科学家，为何被误解了十几年（组图）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955年秋，当钱学森登上渡轮回国时，一位美国海军将领遗憾地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海军陆战队5个师的兵力。”

——而2009年冬，当黄大年冒着大雪从英国剑桥飞回中国时，有外国媒体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他的回国，让美国的航母舰队后退100海里。”

 黄大年

黄大年是谁？为何有如此大的威慑力？

在报道黄大年回国的消息时，官方罕见地用了“战略科学家”这个称号。

能被称为战略科学家的，很少很少，都是科学家中的“帅才”，代表人物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等，无不是改变中国、甚至影响世界格局的顶尖人物。

黄大年，正是地球深部探测领域的顶级科学家。

他放弃英国优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率领全国各地400多名科学家，硬是用5年的时间，追赶了西方发达国家30年的路程，带领中国正式进入地球物理研究的“深地时代”。

然而，这样一位科学界的“大牛”，却曾背负着不忠不孝的骂名，忍受着长达十几年的误解。

01

“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不能不为祖国尽忠！”这是父亲临终前，对黄大年刻骨铭心的嘱托。

2004年3月，父亲病危，黄大年没有回国。

此时的他，正置身于千米之下的北大西洋深处，参与航空重力梯度仪军转民用试验。

外方舰长告诉他，可以破例中断试验让潜艇上浮，送他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黄大年摇头。如果该仪器不能转为民用，祖国就没机会接触到这一战略尖端技术。

两年后，母亲去世，黄大年仍没有回国。

那时的他，正在美国空军基地的万米高空，继续进行该项研究。

“我不能前功尽弃。”黄大年把眼泪咽进肚子，坚持做完试验。

回国那天，他在两位老人的坟前长跪不起，弟弟哭着告诉他：“母亲临终前嘱咐我和妹妹不要怪你……”

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说来轻巧，但落在身上，却有着难以承受之重。

1958年，黄大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父母都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

8岁那年，黄大年随父母下放到广西西南地区的一处偏远山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一家人没有抱怨，而是积极地去适应环境，适应劳动改造的生活。

父母非常重视对黄大年的教育，纵然条件艰苦，也省吃俭用，竭尽所能地供黄大年读书。

黄大年每天除了上课，还要参加挑砖等劳动，有时候累得狠了，趴在床上不愿起来。

为了鼓励他，父亲常常跟他讲自己小时候“从老家走七天七夜到南宁读书”的艰苦求学经历。

在父亲的鼓励下，黄大年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招考进入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但由于当地信息闭塞，直到开考前3个月，黄大年才得知了消息。

他仍没有抱怨，开始拼命地复习。

白天翻山越岭，顶着酷暑忙勘探工作，晚上饥肠辘辘，忍着蚊虫叮咬背诵课本知识。

最终，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8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国家重点大学——长春地质学院。

 黄大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

这是李四光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也是黄大年全家人心中的学术殿堂。

“大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父亲欣慰地说。

黄大年重重点头，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往吉林长春的列车。

这一年，他19岁，如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充满着无限可能。

02

黄大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受教育机会。

他学习刻苦，在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课程，因表现出色而留校任教。

在写给同学的留言簿上，他认认真真地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这句话，也是他一直坚守的人生信条。

黄大年写给同学的毕业赠言

1992年，黄大年得到了全国仅有的30个公派出国名额中的一个，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深造。

这个来自东方国度的青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展现出了极强的学习和研究能力，最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了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引起了业内极大的关注。

回国后不久，1997年，黄大年再次被派往英国从事研究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他加入了英国国籍。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受到了一些人铺天盖地的指责，甚至谩骂，觉得他背叛了祖国，忘了本。

对于这些，黄大年从来没有辩解过什么，他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在科研工作中。

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

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诺贝尔奖提名科学家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

这项技术有多牛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了一副“千里眼”，能快速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可用于航空航天、地质勘探、油气开发等多个领域，更可作为军事用途，用于对潜艇的攻防和对敌人的穿透侦察。

这也是当今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之一，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核研究。

而黄大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一步努力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成了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引领者，掌握着世界最前沿的技术。

正因为黄大年从事的是高精尖领域，且涉及敏感的军事用途，所以才不得不加入英国国籍。

毕竟，这些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对华封锁，欧美国家是绝不允许一个中国人在其中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角色的。

但黄大年从来不敢忘记自己的祖国。

2009年，当得知祖国正在进行深部探测项目研究的时候，黄大年义无反顾地启程回国。

似乎他一直就在等待着这一刻。

没有给自己保留任何的退路，他拒绝了英国科研团队的再三挽留，用最短的时间辞职，卖掉洋房，办理回国手续。

妻子也以最快的速度，低价处理掉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两家诊所。

黄大年回来了，恢复了中国国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高端科技人才在硕果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

黄大年回到自己的母校，此时的长春地质学院已并入吉林大学，他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开始为我国的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黄大年带领科研团队成员研究问题

他担任“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和“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两个国家重点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此前，国内相关领域的同行都是朦朦胧胧地摸索着干，硬件软件都很差。

用黄大年的话来说，国外是“导弹部队”，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并且，其中一些“步枪”还是进口来的，高精尖的装备被别人禁运。

在如此落后的条件下，黄大年率领团队，开始了没日没夜地科研攻关。

04

在同事眼中，黄大年总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仿佛是要将国家落后的那些年争分夺秒地“抢”回来。

项目涉及的科研机构众多，他常年往返于各个科研机构，指导一线研发，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

办公室的墙上，一张张巨大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

为了防止犯困，东北零下二十几度也要开着窗户，谁进来都要打个哆嗦。

黄大年办公室墙上的日程表

他平时为人和善，然而一旦涉及工作，却严谨严格得有些吓人。

一次项目报告会上，组内材料没有交齐，人也没有到齐，黄大年重重将手机摔在地上，屏幕摔了个粉碎。

他拍着桌子：“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钱，就这么糊弄事儿？汇报材料不好好做，开会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

事后，他冷静下来，带着歉意说：“我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项目经费几亿元，很多机构和单位想来“分一杯羹”，一些自认为和黄大年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拉点儿经费”，被黄大年一口回绝：

“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噎得对方半天说不出话来。

黄大年参加各类会议的证件

在研究无人机机载平台时，由于没有机库，黄大年自掏腰包，在吉林大学地质宫门前的空地上建了一个机库。

但因手续不全，不久便被当地执法部门视为违章建筑准备拆除。

他闻讯赶来，用尽了撒泼打滚的“无赖”手段：“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索性往卡车前一躺，他的几个学生也随着他在车前躺下。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可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啊！

事情传开，有人说黄大年就是个“科研疯子”，对此，黄大年浑不在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有我，余愿足矣。”

在这位“科研疯子”的带领下，一套套国之重器横空出世——“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装备投入使用、无缆地震勘探系统研发完成、航空重力梯度仪原理样机研制成功、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研发完成……

短短几年，我国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极力封锁，深部探测能力一跃居于国际一流水平，部分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当时，国外的学术杂志评价道：“中国已经进入到真正的深地时代。”

05

黄大年将所有的心血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事业，换来了我国在深地探测领域的腾飞，然而与此同时，他却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

黄大年在深地探测项目现场

2016年11月底，黄大年晕倒在了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上，昏迷之前，他双手死死抓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用隐约的最后一丝意识告诉机上乘务员，如果我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边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回到长春后，学校强制把黄大年送到医院检查，没等结果出来，他又出差去了北京。

再次回到长春的时候，他拿到了诊断结果：胆管癌。

7年来，一直被安排得满满的日程就此被迫中断，黄大年不得不开始入院治疗。可即使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他也依然没有放下工作，和同事、学生探讨试验方案。

有学生偷偷拍下照片，本想等着老师康复以后，揶揄他生病了也不老实，却没想到，这竟成了老师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黄大年在病床上为学生解答问题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病情恶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58岁。

一代科学巨匠，走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周围很多人都没有缓过神来。

在整理黄大年的遗物时，有人发现他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摆满了花花绿绿的肝病药。

原来，他早就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怕别人担心，有意瞒着。

回国工作7年，黄大年没有行政职务，没有学术论文，没有院士头衔。就如他所研究的领域那样，几乎没有走进公众的视野。

学校领导曾多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却一拖再拖：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他的精力从来都是用在实实在在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写不满。

他培养了18名博士、26名硕士，在各个领域的交叉团队达到400余人，为我国实施地球深探计划，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

2018年，黄大年被评为“2017年逝世的十大国家脊梁”，他的故事也被多次搬上荧幕，带给人们无尽的敬意与感动。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黄大年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这句至理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