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染病学家：中国应避免春运以拯救人命（组图）

春运的人口流动可能将病毒带往医疗不发达的地区

德国之声：中国是否错过了松绑防疫政策的最佳时机？

凯库勒：在此时改变政策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目前北半球正值冬季，中国的春节也即将到来，会有大量人口跨城市移动。除此之外，中国的疫苗接种率相当低，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在理想情况下，或许再等个半年再放开会更好。到时候天气较为温暖，有更多时间可以为人们接种疫苗，而且也能避开春节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政府选在此时放松管控是因为它没有其他选择了，并非如西方所说的对于民众抗议政策的回应。北京会毫不犹豫地阻止任何形式的示威，并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所以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中国政府决定放开的真正原因在于，奥密克戎已经在中国蔓延开来。所以，所谓的政策改变不是中国政府主动的，而是对认识到疫情已经失控的回应，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中国的卫生官员很聪明，但他们低估了奥密克戎的传染力，而清零政策无法遏止奥密克戎传播。还有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原以为其国内的制药公司会更早地开发出较有效的疫苗，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而现在中国仍将外国疫苗拒之门外。

德国之声：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宣布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现在中国正受到新冠浪潮冲击，您怎么看？

凯库勒：在欧洲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在如此极权体制之下生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藉由掌握权力和限制自由向人民保障他们的安全、照顾人民，这也是人民希望政府该做到的。而当他们看到政府无法掌控疫情，但同时清零政策又带给人民压力和限制，那么人们便会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其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可能实话实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控制住奥密克戎，因为我们预估错误，所以必须改变政策。

这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的“沟通”问题，承认政策错误、承认低估了奥密克戎传染性对当局来说不是一种选择。因此，他们让改变政策看起来像是出于某些原因，借此避免承认已无法清零了。政府还做出一种新的论述：奥密克戎就像感冒，没那么危险了。这是一种沟通策略，他们假装在感染潮之前开放，但感染潮早在正式放松管制之前就开始了。事实上，他们自己也知道疫苗接种率过低的问题，而且之前所使用的灭活疫苗对于奥密克戎的保护力也不足。他们当然想过在这种状况下放开会导致高死亡率，但这是官方论述不会提及的。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目前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情况？

凯库勒：如果是更早之前，我会说：应该开放外国疫苗进口，为老年人接种疫苗，越快越好。但现在我认为这个机会已经过了，所以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减缓疫情的扩散速度。因此，有必要至少在更大范围内停止旅行，这样才有可能减缓奥密克戎的浪潮。我的想法是，不能让全中国所有地区在同一时间进入高峰期，最好应该避免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当然，这对中国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特别是对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打工人，但是这次确实应该要求人们别在春节前后旅行。

以前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能观察到，节日、假期间尤其容易发生感染人数明显增加的情况。我来自慕尼黑，我们的啤酒节在疫情期间也停办了几年，所以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却是眼下唯一的办法。尽管我不喜欢封锁的点子，但比起让奥密克戎在中国肆虐，只要实施类似软性封城的措施，就有机会降低染疫和死亡的人数。

另外，现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新冠疫情已经结束，渐渐不再打疫苗了，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如果全世界都能把所有疫苗集中起来运到中国，这将带来很大的帮助。不需要为所有人口接种疫苗，但可以从最年长的人群开始、从大城市的老人开始，因为那里的感染风险比农村高得多。在紧急的状况下，为每个人接种一针足矣，这样也能让更多人都接种到。当然，这个想法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疫苗进入该国。

德国之声：中国疫情被质疑不透明，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外国专家估算的数字有很大的落差。例如，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报告称目前中国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百万以上，每天可能有数千人死于新冠，其他研究机构也公布了类似的估算结果，您认为这些数字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

凯库勒：来自中国的疫情数据显然是不实际的，但要从理论上推算实际感染的情况也相当困难。事实上，以前欧洲和美国的预测也曾出错过，有时推算出来的死亡数字甚至高得过于离谱。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也难以估计出中国实际的新冠死亡人数，但不论是死了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这都已经太多了。这么多人因此丧命代表着：有关单位必须以实际行动减轻疫情带来的冲击。

德国之声：关于欧盟对中国旅客来欧的防疫政策，您认为应不应该采取入境检测或其他对策？欧盟需要对来自中国的可能变异株提高警觉吗？

凯库勒：我认为强制性的筛检是不必要的，我们也身处在新冠热点地区，同样被笼罩在奥密克戎之中。现在美国也有XBB.1.5变异株，所以没有理由仅仅因为担心变种病毒就实施入境管制。此外，阴性检测证明也不完全可靠：第一，无法分辨阴性检测证明的真假；第二，如果某人出示了昨天的阴性证明，难保他不是正处在病毒的潜伏期，等抵达目的地之后才转阳。

况且，如果是担心变种病毒的危险性，那我们需要的是严格的隔离政策，而非阴性检测证明，但我不认为中国的新变异株有这么高的危险性。我们经历过来自全球的新冠变种病毒，而中国民众则是“免疫力低下”（immunologically naive）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被病毒感染。所以即使中国的变异株到了欧洲，也只代表了另一波感染潮的到来，我不认为这会导致更严重的感染潮或症状。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透过监测新变种的演变知道中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的建议是：透过让自愿的中国旅客接受匿名核酸检测，以及对来自中国的飞机污水的检测，以获取病毒相关数据。这些由不同城市出发的旅客和飞机也有助于我们追踪哪些变体在中国的哪个地方盛行，如此一来，欧洲方面可以更好地对病毒变异进行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