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华人Meta软件工程师辞去37万美元工作，理由竟是...（组图）

大学一毕业就进入Meta，这位华人软件工程师的职业生涯起点很成功。没想到干着干着，辞职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

故事的主人公，是华人软件工程师Eric Yu。

2016年，经过谷歌、Meta、Palantir的一些面试后，Yu收到了Facebook软件工程师的录用offer。

当时他正在回家的航班上，那一刻，成功的喜悦让他感觉自己到达了顶峰。

几天后，谷歌的Offer也来了。

Yu在学生时代非常努力，两个Offer是最好的回报。

随后，他开始在Facebook和谷歌之间左右为难。

在那时，Facebook更像一家初创公司，而谷歌更像一家企业。

Yu也非常喜欢Facebook的校园，所以他选择了Facebook。

入职后的头一年半，Yu的体验很好。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每天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期待和兴奋。

然而两年半后，他开始感到焦虑。

Eric Yu和未婚妻Wanda

人生第一次惊恐发作

Yu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中午，期间会吃午饭，开几次会议。下午2:30到5点，继续开始紧张的写代码工作。

即使下班后，Yu也无法停止工作——他会一直思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自己该如何解决。

对他来说，技术工作的压力和环境，让他即使在下班后，也很难断开连接。

在2019年11月，Yu在家工作时经历了第一次惊恐发作。

那时在4点左右，他的左手小指已经完全麻木了。他试着忽略这件事，结果情况变得更糟了。一小时后，他的耳朵嗡嗡作响，心跳得非常快。

他昏昏沉沉，思绪万千。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水坝——如果上面有太多水，它可能就会破裂，让所有的水倾泻而出。

Yu越是试图压抑自己的情绪，它们就越要爆发。

幸运的是，他的女友Wanda在旁边，认出了他的症状是惊恐发作。

那时，Yu对这种病症一无所知，以为这只是一次性的事。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种情况不断发生，而且逐渐恶化。

从2020年3月到9月的六个月中，他处于人生的最低点。

每一天，他都觉得很痛苦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工作。

他的工作表现也开始下降——他无法专注于写代码，也赶不上deadline。

被上级工程师严厉批评

Meta对代码质量有相当高的标准，代码审查很严。

在Yu实习过的其他公司，代码审查都是很宽松的，很快就会有人看完你的工作，予以批准。

但是在Meta，那里非常强调以正确的方式写代码，你必须遵循特定的设计模式和架构风格。

在代码审查中，Yu需要与不同的团队合作，确定写代码的最佳方式。

在多次审查后，他收到了严厉的反馈，告诉他应该如何修复代码。这让他感觉很糟糕。

他希望能得到更有建设性的反馈方式，比如「我喜欢你在这里所做的尝试，不过可以试试以这种方式改进」。

但Meta的一些工程师讲话会很生硬：「这太糟糕了，你不该这么写。」

这种反馈忽略了沟通上的情感需求，把问题变得非黑即白。

Eric Yu在找到其他赚钱方式后辞去了370,000美元的技术工作

其他人不会工作到这么晚

每当团队要构建一个新功能，大家都需要对其进行测试。如果功能运转良好，就会被推广给全世界的用户。

有一个月，Yu是Android团队中唯一的工程师。其他人要么在度假，要么在休心理健康假。

他不想让团队的进度变慢，所以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如果自己不快速吸收相关知识，未来的工作流就会延迟，整个团队的进度都会受影响。

所以，Yu会加倍努力工作，直到晚上8点才下班，比大多数的Facebook员工晚很多。在周末，Yu也会每天花四个小时。

如今回想起来，Yu觉得当时自己的工作量极度不健康。他应该告诉自己的经理，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需要更多人协助。

最后一根稻草：经理质疑「提交次数」

在Facebook内部有一个表，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查看每个团队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提交了多少代码。

在Yu看来，将这种信息公开化并不健康，会给大家造成压力。他会每隔几周看一次这个表，看看自己在团队、公司中处在什么位置。

他刚转到一个新团队时，经理会告诉他，「你的提交次数让我很担心」，因为他的次数略低于团队中大多数成员的平均水平。

但这是有原因的。

在Yu入职期间，团队想要构建的路线图和愿景都不是很明朗，所以并没有给Yu交付太多的项目。

领导层会如此密切地关注提交代码次数，以此来衡量员工是否成功，对此Yu并不认同。

他认为代码数量并不能证明什么，领导力、项目管理能力、人际关系等技能，也应该受到重视。但他的经理显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这次谈话，成为让Yu决定离开Meta的最后一根稻草。

Yu和Wanda写下了他们梦想中的生活

设定一个目标，然后离开Meta

在2020年底，Yu和Wanda想了一下，未来10年他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决定改变目前的职业轨道，因为他们都不想在科技行业工作那么久。

有一天晚上，两人集思广益，在白板上试着写出所有能挣钱的办法——运货、品牌联盟营销、房地产。

评估了风险和回报之后，他们把范围缩小到了房地产和Airbnb。

但那是是疫情期间，他们不确定是否该完全投入其中。

于是，他们从house hacking开始干起，这是一种低成本的进军房地产的方式。

他们计划买一幢房子，住在其中的部分房间，再把其他房间租给别人。他们希望以5%的低首付购买房产，还贷的额度低于他们在旧金山支付的租金。

他们在加州的雷丁买了一套五居室的房子，距离旧金山有四个小时的车程。

两人住在后院一个252平方英尺的独立小屋，而主屋每月在Airbnb上能带来大约8000美元的收入。

Yu和Wanda居住的小屋

两个人每月在住所上不用花钱，还有报酬。这让他们对房地产的潜力越来越有信心。

Yu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一旦自己每月从房地产中赚到10000美元，就从Meta辞职。

2021年，两人又买了两套房产，到年底时，Yu达到了每月10000美元的收入。在2022年，他们又买了两套房产，23年继续入手一套。

疫情期间，每个人都在家工作时，Yu选择了辞职。

当时，他并没见到自己的同事，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告别。

最后一次会议之后，他合上了笔记本，松了一口气：我终于离开了。

辞掉一份年薪37万美元的工作，听起来很不理智。如果余生都留在Meta，可以确保自己的财物安全，但是Yu表示，这里并不适合自己。

不过，从房地产中赚取被动收入，并不是Yu的最终目标，这只是为他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更多的探索——如果财务状况良好，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希望能建起一个社区，帮助他人改变自己的活法，活得更有意义，就像他自己一样。

现在，Yu仍然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