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会给中国政府带来什么？个人信息会更“裸奔”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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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中国多地政府宣布已经或正在接入DeepSeek的最新模型，以此在政务管理中提高效率。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会给中国的基层政府治理带来什么？政务效率的提升，会使政府对公务员的需求减少吗？

在全中国范围内对DeepSeek狂欢之际，越来越多中国地方政府宣布采用DeepSeek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加强行政管理和治理。

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宣布，已在春节期间布置了DeepSeek的最新模型。从2024年起，龙岗区已上线了34个政务AI应用，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江苏省昆山市政府也宣布，已将DeepSeek模型整合到其电子政务系统中，允许各机构探索本地应用。例如，交通部门正在实施 DeepSeek 模型，以更好地预测交通流量。

考虑将DeepSeek接入政府管理服务的还有广州市黄埔区、无锡市政府等。

但AI带给中国公众的可能不只是狂欢。在龙岗政府的规划中，DeepSeek的模型也会与该地区 23 万个政府监控摄像头配合使用；昆山警方也在研究如何使用DeepSeek模型挖掘数据，以寻找案件线索。

“像 DeepSeeks这样的大语言模型最有可能用于自动化侦察。”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瓦伦丁·韦伯在邮件中回复自由亚洲电台。

他最近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以数据为中心的威权主义：中国前沿技术的发展如何使镇压全球化》。报告提出，要对中国的数据技术带来的镇压威胁保持警惕。韦伯在报告中写道：“当技术是在缺乏有效权力制衡的专制背景下开发时，数字专制风险将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文· 费尔德斯坦也对本台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共正在寻求将这些应用程序武器化，用于跟踪和监控。这带来了严重的风险。”

从“智慧城市”到“监控城市”

“DeepSeek的低成本会使中国政府更容易接入这种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在美国硅谷从事软件开发的吴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他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在他看来，DeepSeek带给中国普通民众的好处，更多是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这样的“情绪价值”，但对中国政府的好处可能会更大：“接入DeepSeek,会使现在的网格化管理更精细，也更迅速。”

一家自称在中国“深耕政务管理20年”的中国智慧城市运营供应商“数字政通”则描述了AI大语言模型与政务结合的丰富场景：从案件处理、文书写作、视频监控提取标签，到上千万件热线工单的处理，直至最后的政策决策。此外，它还特别强调了“风险事件识别”与“特殊人员监控”。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俩要召集什么敏感的集会，可能只是说了个隐晦的词语，就已经被发现了。”吴先生举例说，“或者有人想制造那种鸡尾酒酒瓶燃烧弹，需要洗衣粉，需要一点铝材，那么一旦有人从网上买大量的洗衣粉和铝材，可能就已经被侦测到了这种订单，有关方面就已经收到警讯了。”

事实上，类似场景已经在2024年热播的电视剧《我是刑警》中有所表现：一起凶案发生后，警察通过与购物平台联网，查找案发地点附近购买凶器的订单，迅速锁定了嫌犯。

斯蒂文· 费尔德斯坦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应用于政府服务固然有其好一面，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中国政府可能会将 DeepSeek 和其他应用程序视为一种新的、强大的控制手段，这些系统可以利用巨大的监视和审查权力。这从许多政治敏感话题已经被DeepSeek禁止和审查就可以看出来。”

这当然不是只靠DeepSeek完成的。瓦伦丁·韦伯认为，中国政府在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城市和国家的布局方面从很早就开始了，包括领先全球的视频监控系统、量子技术应用等等：“中国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系统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位置，这些技术可以监测人的面部表情、步态和识别说话等，以便识别不‘正常’的行为，帮助执法部门提前探测可能出现的事件。”他在报告中写道。

而“智慧城市”向“城市大脑”或“云大脑”升级，也一直在发生。瓦伦丁·韦伯列举了联想公司在2024年11月公布的一个城市管理解决方案VINA。依靠最新的NVIDIA Metropolis 和 NVIDIA AI Blueprint，VINA可以快速进行视频搜索和摘要，并提取感兴趣的信息，甚至还可以对数据流进行优先级排序，并突出显示对城市运营最关键的数据流。

他在报告中写道：“尽管联想没有将其产品标记为城市大脑，但这些功能以与人工智能‘城市大脑’非常相似的方式，将可操作的智能引入智慧城市产品。”

由于DeepSeek不是第一个被政府接入管理的AI，因此，瓦伦丁·韦伯认为，前景可能更糟。他解释说：“因为大语言模型可以与已经存在的那些人工智能模型系统进行交互，分析旧的数据，或生成新的数据，这使得中国政府对新技术的部署更令人担忧。”

中国AI深度求索（DeepSeek）标志(Dado Ruvic/路透社)

政务效率提升，公务员会减少吗？

目前，中国政府多从提高文书处理效率方面来宣传接入DeepSeek的收益。比如，在关于龙岗政府的报道中写道：以前校对一篇1000字的文件，需要4、5分钟，但DeepSeek只需要几秒钟。

“这当然是DeepSeek的优势，大语言模型就是处理这些文书，尤其是法律类文书方面的效率比人高效很多。”一直在人工智能领域负责开发与研究的林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他不愿意透露具体工作性质及姓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认为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在政务管理方面的广泛应用，很有可能会带来公务员需求的下降。

但吴先生认为，DeepSeek的接入是否主要为了提升服务还有待观察：“服务是次要的, 更好地管理,、更好地把问题在还没有萌芽之前就扑灭掉, 这可能是他们（政府）更想要做的事情。”因此，他认为AI取代公务员的情景可能并不会出现。

斯蒂文· 费尔德斯坦也认为，短期内并不会发生AI替代大批公务员的情况。他在回复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邮件中写道：“首先，我们知道新技术需要时间来传播，并以富有成效的方式被采用。它们必须融入现有的系统和流程，个人需要学习如何优化它们。与电力等其他变革性技术一样，这些创新需要很多年才能带来生产力突破。”

另一方面，他强调说：“在中国保持庞大的公务员基础有一个政治层面——它有助于平息不满情绪，也是与中国人民和中共治理达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如果突然有数百万公务员因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而被解雇，这将产生政治不稳定的影响——这对中共来说不是好事。”

个人信息会更“裸奔”吗？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更多涉及隐私及个人信息的安全担忧。

吴先生认为，尽管当前中国公民的隐私数据并不安全，但DeepSeek等大模型的使用，以及多业态的连接和分析处理——如中国三大手机运营商已经宣布接入DeepSeek——会使政府调取这些数据更为方便和容易。

先例也早已发生。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运动之后，一家名为“香港解密” (hkleaks.pk) 的网站公开了2800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记者、示威者和普通市民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手机号、住址和生日等隐私。随后，部分被公开者遭受到了大量的网暴和人身攻击。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后来公布了一份报告，将该网站的幕后黑手指向中国当局。报告表示，种种迹象显示，这个网站是由专业人员搭建的，是有组织的信息战，并且与中国当局有关。

“中国公民应该警惕，越来越多的数据被融合在政府的中心化平台上，这使得中共更有能力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瓦伦丁·韦伯说。

不过，斯蒂文· 费尔德斯坦认为，“在像中国这样隐私标准已经很低的国家，人工智能系统不太可能进一步降低人民的隐私标准了。”他说，“除非进行重大治理改革，加强对私营公司和地方政府机构的问责制。”但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而在林先生看来，在中国手机号、微信等实名的背景下，“你是谁”在政府信息层面早已不是问题。但由于民众会大量与DeepSeek交谈，而且交谈时会使用“完整的语句”，这确实会给大语言模型的定位和识别形成更有力的线索，这也是使用大语言模型与使用搜索引擎最大的区别。

因此，他建议公众，“在问过一个敏感问题后，再用4、5个八卦或娱乐搞笑的问题，冲淡一下自己在语言模型那里的‘人设’。”

国际社会需正视DeepSeek带来的挑战

常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林先生认为，目前美国媒体或政府对于DeepSeek的警惕大多来自于DeepSeek所输出内容的审查，但这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层面：“比如它不会回答六四问题，但真正的美国企业有多少真正在乎它如何回答六四问题？”

在他看来，需要警惕的是DeepSeek后面隐藏的力量，以及它所展示出来的一种姿态。“我认为，DeepSeek是一个国家行为，而不是企业的个人行为。它推出的时机恰好是特朗普刚刚入驻白宫、TikTok命运未卜、中美之间各种关税谈判，然后DeepSeek横空出世，极大地撼动了华尔街股市。”他说，“它其实有一点点威胁，美国在明处、中国在暗处。它会让人猜想，如果谈判不好的话，之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波技术呢？”

而在瓦伦丁·韦伯看来，还需要警惕中国始终在输出这一套“以数据为中心的威权主义”。

他在报告中举例说，早在2000年，津巴布韦政府就采购中国的无线电干扰器拦截本国公民的通讯；随着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智能，中国供应商向全球提供的设备包括：能够识别和屏蔽特定关键词的网络过滤设备，闭路电视系统，以及与车牌阅读器或面部识别技术相关的“智能”摄像头等等。他预测，未来可能还会有包括神经技术和使“元宇宙”成为可能的沉浸式技术，量子技术和数字货币等等。

报告写道：“所有这些新兴技术要么产生新数据，要么实现对现有数据的访问，要么促进数据的集中化和融合，而这些都可能会对民主社会构成潜在威胁。”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们需要更好地追踪出口，并提高当地反对派和媒体对中国‘智慧城市’的、广泛的监控技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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