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交易:合法化只是看上去很开放(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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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微博大V薛蛮子因涉嫖被拘留。而后微博爆发出了一些衍生话题,其中就包括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合法化后,卖淫就成了你情我愿的简单事情,卖淫也能变得光明正大,事实果真如此吗?
性交易合法化能缓解某些问题,但并非全部合法化能降低性犯罪率和性病感染率,缓解由性交易派生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性交易合法化被普遍认为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减少性犯罪率。来自美国Cundiff的论文认为“卖淫合法化能使性犯罪率降低十万分之8.6”;丹麦的研究发现,在色情业非罪化后,性犯罪率也有明显下降;此外,美国内华达州的“性特区”也让该区性犯罪率减少。
性交易合法化会带来的另一个益处是能够减少性病感染率。“台湾卫生署”曾于1991年8月公布这样一组数据︰“以梅毒为例,台北市公娼患性病率为百分之0.42,私娼则高达百分之17.31,私娼的患性病率为公娼的42倍,而且很多私娼未经检查,这个数字还是低估的。”
此外,由于卖淫合法后,一些性工作者不用再以行贿手段寻求保护伞。卖淫合法化还可能带来“消除警界腐败、降低有组织犯罪率”等正面效果。但性工作者安全和童妓等问题依然严峻,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已成顽疾
性交易合法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谓“你情我愿”的交易多数情况下只是“理想状态”。其中安全问题首当其冲,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妓女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4岁。妓女在工作场所被杀害的机率是最高的,是妇女从事的第二危险的工作的51倍。其它研究显示,10个妓女中就有9个急切地想要逃离卖淫的工作。几乎有一半的妓女企图自杀过至少一次。
更有研究指出,许多卖淫女在少女时期就遭受过性虐待,她们“入行”的年龄一般都在12岁到14岁之间。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毒瘾或者精神疾病,三分之一的人是在皮条客的胁迫下卖淫,她们经常性的遭受皮条客的暴力管制。即使是在荷兰,那些出卖其身体的妇女和女孩子,也常常遭到皮条客和嫖客的威胁、殴打、强奸和恐吓。在2009年的一次刑事审判中,土裔德籍的俩兄弟就被指控强迫100多位妇女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De Wallen)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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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关注性工作者的公益海报。
另外,由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也已成为性交易合法化国家的“顽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外国妓女的比例几近80%,其中的70%并没有合法身份。美国国务院2010年一份有关人口贩卖的报告显示,西班牙约有20万至40万女子从事卖淫,她们当中90%是被贩卖来的。而来自以色列议会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前后,每年约有3000名妇女被卖到以色列当妓女。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合法往往是和相应管制对应的在很多国家性工作者要领取执照,需要在限制地点和限定时间交易
一些性交易合法化国家对性交易的管理举措可谓严苛,在不少人看来可能是对买春者和性工作者私域的严重侵犯。
英国:性交易须在注册的固定地址进行,禁止站街
在英国,有固定注册地址的妓院是合法的。但是,在街头站街揽客的女子就会违反英国法律。在街边招妓的嫖客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例如,如果留学生和游客招路边的站街妓女,如果有人举报或者被警察抓到,是要被拘留的,之后会被法庭审判,通常结果就是遣送回国。
瑞士:性交易场所由政府统一管理,配备警铃和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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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性交易“小屋”,配有警铃和警卫。
在瑞士,苏黎世市政府同样禁止在街上卖淫,他们还斥巨资将一个工业区改造成性交易专区,为妓女和嫖客提供安全场所。
这个性交易区备有警卫守卫的大门,嫖客可以驾车从各个妓女的小木屋前经过,但所有的性交易都必须在木屋里进行。木屋内,面对嫖客汽车的一面设计得非常窄,让车上的人上下车不会太容易;而妓女所在的那一面却非常宽敞,装有警铃,还有紧急出口。木屋里还有安全性行为的提醒,车前方有预防艾滋病的广告。苏黎世政府官员还表示,性交易区还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每辆车只允许有一名男子,不准自行车和摩托车入内。此外,新规定还要求妓女购买“日常性工作者证”,收费只是象征性的,并需提交健康保险。
德国:性交易不但限制地点还限定时间,妓女还需向自助收费机缴税购票
在德国波恩市(Bonn)有200名性工作者,其中约有20人在指定区域的街头服务。波恩政府每年会花费116000美元雇佣私人保安公司监管该区域,并保证性工作者的安全。但街妓必须购票在晚上8点15分和早晨6点之间工作,若她们违反规定且在第一次警告后再犯,就将被罚款1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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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性从业者的自助缴税机。
而为了使得这一措施严格执行,波恩市还耗资上万美元购置了并安装了西门子出品的自动收费机。性工作者必须打印出每晚纳税6欧元(目前约合8.65美元)的收据后,才可以在街头拉客。
荷兰:嫖客交易前须致电“中央热线”,登记核查妓女身份
而根据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从2011年开始,荷兰实行了一项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果嫖客未在政府统一管理区域内的指定场所交易,那么他们在嫖娼之前就必须要致电一个中央热线。以此登记和核查卖淫者的年龄是否达标,是否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如果嫖客不这么做,就被视为违法。讽刺的是,由于严格的限制,甚至使得一些性工作者转而反对性交易合法化
按道理说,性交易合法化后能使得性工作更加“光明正大”的交易,性工作者应该欢迎和支持才对。但现实中,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据美联社报道,在2010年3月,就有数十名法国的性工作者走上巴黎街头游行,声称她们为自己身为性工作者感到自豪,抗议法国妓院合法化的法案,并呼吁当局给予她们自由选择“工作方式”的权利。而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让目前这些在街头游荡的性工作者有固定地点“接客”,并为他们提供医疗、财政以及司法上的保护。
除了诸多限制,高昂的税收也是性工作者的反对原因之一,数据显示40万性工作者每年可为德国创造超过60亿欧元税收;而经济落后的希腊,其每年卖淫业收入也高达50亿欧元。
性交易合法化后,为何管理还要如此“严苛”?性交易易成犯罪温床,为了保护行交易者只能严格管理
前文提到了,妓女是妇女所能从事的最危险职业,且容易沾染疾病。而根据旧金山妇女活动中心下设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性交易研究和教育所”的负责人Melissa Farley提供的资料:买春男性中的大多数人会对女性表现出病态的行为。他们中每五人中就有四人说嫖娼成瘾。买春客在言语上时常充满了对女性的攻击性。比起那些不嫖娼的男性,他们说出像“如果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会强奸一个女人”之类的话的几率高八倍。此外,买春客犯罪的几率也比非买春客更高,参与与女性有关的暴力犯罪事件的可能性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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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是妇女所能从事的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一方面职业所接触的对象多是“危险分子”,另一方面有健康隐患。而对于这些,唯一的措施也只能是,通过严格的限制性手段着力减少这些隐患的发生。性交易对社会其他成员是有影响的,合法化后严格限制是种平衡
对性交易的限制不仅仅是要保护性从业者和交易者,其实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保护。特别是对青少年和排斥这种交易的人群来说。
来自“台湾内政部”的一组数据就很说明问题。在台湾,有高达90%受访者反对住宅区内有性交易,也就是强烈反对“一楼一凤”的做法。但是民调另一方面也显示,74.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成人性交易,有68.5%赞成把成人性交易当成一项行业管理。成人间性交易可以理解,但应把对其他人的影响降到最小。这是台湾民众的普遍看法。
台湾恩典法律事务所律师苏家宏就曾表示:“性交易的区域最好能有天然屏障和明显标志,让其独立性增加。还要使得相关配套措施完整,例如专区治安的控制。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区内的治安管理,因色情行业常引起黑道介入,如不小心,可能使治安恶化。如果已设置专区,那么专区以外的性交易便应严格取缔,避免非法交易,延伸更多不必要的问题。而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下,性交易除罪化才有意义。”
综上,性交易合法化只是“妥协”,并非一旦实施就能为所欲为要明确性交易合法化只是为了管制而妥协,并非提倡和鼓励性交易
性交易当然不是值得提倡的事,这一点即便嫖客自己也清楚。还是来自“性交易研究和教育所”Melissa Farley提供的数据,根据加州的一项研究,大多数嫖娼的男性都会因为公开曝光的风险而不敢嫖娼。79%的人说如果嫖娼可能会被通报给他们的家人,他们就不敢嫖娼。而高达87%的人说,如果受到警方可能将他们的照片或名字在当地报纸上公布的威胁,他们就不敢嫖娼。
而在全球范围内看,允许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也不是主流,而合法化之后多数都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管控措施。但即便这样,也仍存在着争议。在新西兰,性交易合法化是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在新西兰议会通过的,而时任新西兰国家党议员史密斯就曾说,“我们不能只看这项法案是否有利于性工作者,而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新西兰这个社会,否则一部所谓新法案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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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允许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并不是主流。
而在德国,许多人也在反思德国的性交易合法化是否做得过头了。《明镜》(Der Spiegel)就刊载过关于卖淫合法化后的德国窘境的报道:大批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周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被强制带到德国,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涉足色情服务领域。而由于性交易的泛滥,这一行业甚至已经演变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每次完成性服务后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酬金,并被要求不得随意离开她们所“工作”的妓院。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常常是几名女性共同居住在一间屋子内,而屋子里的家具只有床。
性交易该不该合法化,性交易是不是仅仅关乎私德,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而且,即便性交易合法化确能缓解一些问题,也不能期望合法后就能完事大吉。要知悉,合法化优势能够体现的前提也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