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组图）

近日来，中国被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不断扩散，每日以三千余计的新增患者被确诊，更有20万余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观察。现如今，这个起初被视为远没有当年SARS那般可怕的疫情，却在短短一个月内造成了超越SARS的危害规模。尽管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做出积极备战，而疫情本身尚未得到最终的遏制，更多的感染仍在不断扩散之中。这场爆发于湖北武汉而不被看重的灾难短短时间扩散至全国，成为2003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应对这次危机，成为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江苏高淳红十字会获捐的防疫物资。（微博@高淳发布）

中国高层对此疫情高度重视，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北京时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些经验教训中，他提到了中国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以及法治建设等短板。除此之外，疫情防疫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仍然十分突出，正如其他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次疫情爆发和扩散的速度超出以往任何公共卫生事件，甚至超过SARS时期，这对于已经历过SARS疫情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近几年中国高度强调要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迅速扩展的疫情与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起初迟缓的防控措施分不开。而严重滞后的公共医疗资源、应急救援系统，缺位的媒体监督，都不约而同地为这次疫情的扩散制造了条件。

对于此次疫情扩散来说，最为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武汉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滞后反应，耽误了最佳的防控时期，从而导致了武汉乃至湖北疫情的扩散和失控。尽管这次疫情恰值春节假期人口流动的巨大高峰期，但如果能够及时预警并作出科学的卫生防控措施，仍是可能避免这种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传染疾病扩散。而今日当该疾病在武汉当地处于几乎失控的时刻，极端短缺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就暴露在日光灯下。尽管中央政府、全国各地乃至军队资源都加入到对武汉医疗救治的援助大军中，但拥挤在定点医院的病患，和数千数万计等候在社区医院或隔离在家中的疑似患者和轻症患者，仍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种极度短缺的医疗资源和滞后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仅表现在武汉，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均十分突出。这使得任何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的防控都十分困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疫情中不断爆出的各地疾病携带者及普通民众，对于疫情的危害性的无知，乃至出现隔离者逃逸、刻意隐瞒疾病和恶意传播疾病的极端案例，也暴露出中国社会在公共卫生教育方面的滞后。

在对疫情的媒体监督方面，中国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在疫情初期，不仅公共媒体未能及时站出来进行客观报道，而且即便是网民和自媒体进行了相关消息的传播，也被治以传播谣言的罪名。比如，在1月初武汉市有8名网民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案件，引发社会对SARS疫情的警惕和恐慌。但在当时疫情尚未明确核实和疫情不够明晰的情况下，武汉地方公安机关将此8人列为传播谣言者，进行了“依法”处罚，一时引起社会争议。尤其是随着肺炎疫情的扩散，武汉地方公安机关的做法也被置于风口浪尖。尽管这次疫情并非SARS，但如今看来，造成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中国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对于这类所谓的“谣言”，武汉公安机关的处理虽然是“依法”，但却无疑属于机械适法，难以适应对现代化治理的需要。

而在防控疫情的基层，各种形式主义和机械执法也不在少数。比如，日前，中共官媒人民网旗下的微信公号《学习小组》的一篇文章《大疫当前，别搞什么“表格防疫”》，便痛陈中国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将疫情防控变异为“表格防疫”。本来基层上报各种信息是防疫的必要手段，但政出多门，反复填报，不少表格不切实际，繁琐复杂，很多基层干部的精力都耗费在填报表格上，搞得身心俱疲，而实质性的防疫工作则可能被耽误。同时，它还使得民众对这些工作心生反感，降低基层政府的公信力。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习近平也明确地方政府，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工作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尽管形式主义是中国政府持续治理了多年的官场弊病，但无论是从这次疫情防控，还是其他的治理案例中，不断爆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是阻碍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无疑将成为中国自SARS以来最严重最残酷的公共卫生危机。当然，在全世界来说，能够做出中国政府目前的动员程度和全国性的联网式防控的国家屈指可数，这也是中国体制的一大优势。但武汉疫情恰似一副照妖镜，随着它的扩散，投射出了中国在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危机应对体系和社会治理、媒体监督等方面的缺失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