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基层治理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软肋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八篇。

武汉新冠肺炎（NCP）疫情大规模爆发，暴露中国很多问题，如疫情防控体系严重滞后、各级官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广泛存在，媒体监督功能失效，官方慈善组织运行混乱、落后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在这些问题中，很值得关注的是基层公务人员的表现。不可否认，特殊时期基层公务人员普遍非常辛苦忙碌，有不少基层公务人员做得不错，很多人从农历新年前疫情爆发直到疫情解除之前都不能休息，一直在高强度地轮轴转。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基层机构和一线公务人员在防疫过程中，表现出种种粗暴、乱作为、不作为和缺乏人性化管理能力的乱象，也反映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之难。

多数基层公务人员工作认真负责，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图为武汉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防疫宣传。（新华社）

至关重要的基层治理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基层通常指县、区、处及其以下的单位、机构，涵盖的范围广泛，数量众多，既包括农村地区的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所有公权力单位，又包括城市的区政府、处级机关和街道办、小区、居委会。相比于党政体系里的中层、高层，基层单位和公务员人数最多，与民众距离最近，联系最频繁，是公权力在基层的象征和代言人。可以说，基层一线公务员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关乎公权力在广大民众心中的形象。

“郡县治，则天下安”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放在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底层和基石，能否有一个善政良治的基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家能否善政良治。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第五个现代化”。而这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总目标，能多大程度落到实处，至为关键在于广大基层的治理。

疫情下的基层治理乱象

突如其来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防控疫情期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站在前线的基层公务人员，其辛苦、心酸和承受的巨大压力，自不待言。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和公务员的表现和作为，暴露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源地的武汉，是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理应有相应现代水平的基层治理体系。然而，在这个看起来颇为光鲜亮丽的外衣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武汉的底层治理却令人失望。以疫情的最初发现和应对为例，早在2019年12月底和2020年1月初，武汉下辖的一些处级部门就已经收到关于疫情的消息，但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据《湖北日报》报导，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最早在2019年12月27日将疫情上报医院，医院立即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当时，张继先就已经判断“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带头做好隔离、防护，成功保护了该院医生没有被病毒感染。但江汉区疾控中心并没有重视疫情报告，没有效仿张继先在职权范围内通知相关单位早做防护。

待到疫情大爆发、武汉封城后，许多基层组织做得不错，部分小区出现无一人感染或疑似病例，赢得居民的尊重，但同时有不少基层组织严重不作为。2020年2月11日《环球时报》记者报导，武昌区转移重症病人时，仅靠一名缺乏防护的公交司机，并无任何基层工作人员接洽跟车及组织病人入院，令这些重症的新冠肺炎病人被困在寒夜的街头，因而遭至中央督导组的问责。再如，为了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染，武汉小区干部应该想尽办法严格管理下辖小区，建立统一配送生活物资的制度。可实际情况是，全市只有部分小区能够严格管理小区，积极组织物业配送物资，许多小区不管不问，任由小区居民随意去人员拥挤的超市买菜，增加感染的风险。

基层管理现代化，中国才能完成第五个现代化建设。（新华社）

随着疫情向湖北全省和全国蔓延，武汉基层防疫出现更多荒腔走板的乱象。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农村干部的粗暴作风反映基层治理更加落后的一面。在防疫第一的政治高压下，不少乡村不仅封村，还打出雷人的标语口号，如“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今年上门、明年上坟”等。有的地方做得更绝，或者用大货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堵路，或者砌墙、搬来大石头作为路障，甚至故意把道路挖断，直接让交通瘫痪。当然，这些措施有的确实阻断了人员流动，有利于防控疫情的一面，但其做法的后坐力太大，过于简单粗暴。

让人错愕的基层乱象还不止这些。有的基层负责官员，如已经被免职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对自己负责的事务，竟然“一问三不知”。有的基层干部严重不作为，能推卸责任就推卸责任，甚至酿成人道悲剧。1月29日，黄冈市红安县一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在隔离期间，他的16岁脑瘫儿子，因无人照料，在该镇集中观测点房间内死亡。还有一则新闻同样令人惊讶，一位湖北货车司机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流浪”多天，只因为湖北车牌在各地寸步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不让进，路口又不让下，迫使司机只能在高速上“流浪”。有的基层干部大搞形式主义，忙于表格抗疫和作秀。中国官媒新华社为此刊文指出，“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

基层治理是“第五个现代化”难点

当然，不能忽略的事实是，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当多数人尚可悠闲地待在家里过节或居家隔离，为数众多的基层公务人员却站在危险的一线，每天要开会、汇报和忙前忙后，组织焦虑、压抑的民众防控疫情，确实颇为不易。但同时也要深思，为何基层官员明明已经很不易，还是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基层官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严重，被人们广泛诟病。虽然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官员的反腐、监察力度，令公务员作风问题有所好转，但仍难根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顽疾。基层公务员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仍是现实困境，如何进行制度改革，形成对基层公务员的制度制约机制，值得认真反思，研究对策。

其次，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不少人的教育程度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确实偏低，习惯于“唯上不唯下”，作风难免简单粗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尝试通过激励机制，让更多优秀大学生去基层工作，但整体而言，基层官吏的素质明显偏低，他们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直接，遇到类似防疫这样的大事，有些人难免行为失当。再者，中国现行行政体系容易造成基层空虚和超负荷运转，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官吏经常疲于奔命。

再伟大的政治理想、再好的方针政策都要由基层官员去落实、执行。如果基层治理出现问题，伟大的政治理想和好的方针政策都会变形走样。这一简单的道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对于基层治理，世人既要看到基层工作的现实困境，亦要看到目前的问题和短板，中国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基层治理难题无疑是至为困难，但也是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