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80后”自救:一辈子都要和利率下降、房价上涨作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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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80后”吗?
数据显示,澳洲年龄分布中,“80后”占据了一半以上。如果是,那么你正处于一个经济衰退巨大且对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趋势中,而这场“衰退”可能使人们难以通过一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摆脱。
对此,笔者Gareth Hutchens将做一番解释。
图源:abc.net.au
自19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政客们奉行的政策框架并未让大部分人口摆脱贫困。
这种现象出现在澳洲、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美国和英国等。
在过去的40年中,在这些国家/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在放缓,投资与GDP的比率下降了,企业生产率下降了,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了,而平均利率从6%下降到0%甚至负利率。同时,家庭债务和政府债务在大比例增加。收入分配不均,仅有1%的人群享有最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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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些趋势,不禁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过去10年,全球经济是否一直遭受“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
这个词组中,“secular”一词指的是很长一段时间,“stagnation”是指经济增长很少或无增长。
这场对话始于2013年,当时美国财政部前秘书Larry Summers公开提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为何深陷经济增长的囹圄,为什么利率会接近0,储蓄率如此之低?他的问题激发了经济学家对该主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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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该领域的一篇有理有据的新论文——“债务需求”(Indebted Demand),由经济学教授Atif Mian(来自普林斯顿大学),Ludwig Straub(哈佛大学)和Amir Sufi(芝加哥大学)撰写。
该论文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2个。论文显示,第一是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第二是金融部门的自由化(两者都起源于1980年代),已将上述14个发达经济体拉入目前的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环境中。
而上述的原因,可能有助于当前各个国家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尝试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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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该论文称,在这14个国家中,最底层的90%的家庭以及政府在过去40年中的负债累累,拉低了总需求。
同时,在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收入和财富大量积累,而且由于超级富豪的储蓄倾向更大,因此利率一直在下降。
引人注目的是,该论文还警告说,从长远来看,赤字支出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受欢迎的扩张性政策,可能会使当前的衰退进一步恶化。
为什么?因为当经济体已经陷入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的“陷阱”时,应对衰退的传统方法会加剧该问题。该论文认为,债务融资的赤字支出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利率,但当政府不可避免地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以负担其更大的债务负担时,需求最终将再次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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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之相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需求,但是当刺激措施减弱并且需要偿还更多的累积债务时,需求将再次受到拖累。
该论文写道:“暂时,预支会增加需求,使产出更接近潜在需求,甚至超过潜在需求。”
“但是,最终,随着公共债务负担增加以及为之服务的相关税费增加,需求会再次下降,经济将重新陷入债务黑洞。”
“对于持传统观点的决策者来说,出现巨额赤字只是暂时的,但这却是一个流动性的陷阱,会在每一轮赤字支出之后将经济拉回到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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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文件还暗示,传统的债务融资赤字支出在特定情况下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前提是不增加最底层90%人群的债务负担。”
因此,该论文指出:“这需要向储蓄者(超级富人)征税。”
“实际上,这可能需要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更好地执行遗产税或引入财产税。”该论文还指出,可能需要采取“非常规”政策才能使发达经济体摆脱长期停滞。
论文总结说:“为减少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分配政策和结构改革,可以有效地持续产生更多需求,从而可以防止债务陷阱,有效复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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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Jolly Swagman播客的主持人Joseph Walker邀请了澳洲储备银行前行长Ian Macfarlane参加节目。
Macfarlane先生曾在1996年至2006年担任澳联储行长,他表示“新生代经济学家正在从一个有趣的角度看待事情。”
“他们构建的模型,受到以下事实的启发:他们意识到不平等的加剧,而且他们意识到金融化的加剧。”Macfarlane先生说:“我认为,40岁以下的年龄段的人,人生中的很长时间都是在通货膨胀率下降、利率下降、债务增加、房价上涨、全球化加剧以及节省劳力的技术进步的世界中度过的。”
“因此,这群人对世界的看法应该是与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而经济学界应该反映出这群人的想法,这篇论文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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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结论是要进行巨大的改革才能克服长期停滞,当Macfarlane先生被问到对这篇论文的结论有何看法时,Macfarlane说:“唯一能使经济体摆脱长期停滞的政策,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扩大的问题。这就是结论。”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根本性结论。”
“而论文中谈论的财产税、较高收入的更高边际税率、遗产税等等,则可能是未来才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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